7 k/ s7 f% o+ D6 k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特殊时期造成的特殊编制(1938-1946)。由于辗转千里重建(见前文),硬件条件十分的艰苦,1939年4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由于经费问题,设计一稿五改,搞得梁思成痛苦不已。学校有学生宿舍36栋,多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仅食堂2栋与图书馆1栋为砖木瓦房结构。0 B$ s- e. E2 f
% l" m+ l" K8 B1 i1 }+ a 根据杨振宁自己的回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但是,正如清华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演说中仿照孟子所言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资却空前绝后地强大。0 p5 O; f' Z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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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j1 Y! z% T这里仅列出理学院的教授名录:! X" c3 ~- y0 r. V7 o. U( { 算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杨武之、郑之蕃、赵访熊、曾远荣、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许宝騄。3 b* c+ n L1 p! |+ | O% q 物理系:饶毓泰、朱物华、郑华炽、吴大猷、吴有训、叶企荪、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任之恭、孟昭英、许浈阳。% h5 O6 S8 m* C; `8 f: e @5 G 化学系:杨石先、曾昭抡、孙承谔、刘云浦、钱思亮、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邱崇彦、朱汝华、张大煜、张青莲、苏国桢、严仁荫。7 B8 f c9 N( x( s3 r 生物系:李继侗、张景钺、沈嘉瑞、许骧、陈桢、吴韫珍、彭光钦、赵以炳、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吴素萱。" o0 O# j4 X! Z5 @: F1 a0 Z$ E& P 地质地理气象系:孙云铸、王烈、谭锡畴、冯景兰、袁复礼、张印堂、洪绂、张席禔、李宪之、赵九章、王恒升、鲍觉民、米士(Peter Misch)、钟道铭、陶绍渊、林超。 & q* O* V, ]+ L' a5 B( J ! D7 i5 `1 s% w/ I! [9 N2 t+ ^从1938年起至1946年,在整个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计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生3732人,研究生75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130人,平均每年17人。整个理学院共毕业673人,平均每年84人。联大期间共有7名物理学研究生(硕士)毕业,杨振宁就是其中的一位。 0 p& `$ x/ Y+ c: }3 K6 `5 w% l; l% J: ?; ?4 J. d/ f- ^
昆明的气候比起北京自然是好得很,四季如春,可省不少置衣费用;进入联大后,绝大多数学生的吃和住都是免费的,这也保证了杨振宁能够顺利求学。杨武之尽管是教授、数学系主任,但是一大家人,柴米油盐已经入不敷出,更无闲钱供儿子读书。2 d! o% T' y; N z+ P4 k" j4 e" n3 M8 A
当然,据1939年入学的何兆武老先生说,1939年后,物价飞涨,吃饭虽不要钱,但是非常差。杨振宁自己也回忆道:“厨房他们抬一个大桶,很大。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桶里头装满了饭。抬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都学会了,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很满。你第一碗饭盛得很满,你吃完第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饭,就已经没有饭了。所以第一碗饭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后,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饭里头常常有小石子,还有麸皮没有弄好的。” 不仅学生,教授们生活也很紧张,据说朱自清一次被某乞丐追讨,无可奈何之下,回头对那位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一听,扭头便走。 Y0 x* y4 V) [; d2 W! X0 s2 i
国文,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课程无论所属系别,都属于必修课。联大一年级新生主要课程的教学,一般都由该系资深教授担任。据杨振宁自述:“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他后来的研究生导师王竹溪教的是量子力学,而1942年到1944年,他又从马仕俊那里了解了场论。 3 d H" c) K9 l; p: c 虽然某没仔细查寻选这些课的人数及教学情况,但是从一位当时经济系学生(陈为汉,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一年级的主课《经济概论》,就是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亲自讲授的。”,“陈先生的《经济概论》是联大很具特色的大课。上课人除了本系学生外,还有文、法学院及理、工学院慕名而来的选修生和旁听生,约百余人,济济一堂,洋洋大观。”,“他每次上课,在临下课前总是把要看的参考书的章节用英文写在黑板上,那时没有中文教科书,用的都是洋书,英文不好是很吃亏的。” - `8 K) p1 C$ Z: E: S9 P1 C 根据何兆武老先生的回忆,我们对周培源先生的力学课倒能有所窥探:“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E; H$ m. O# U& n
联大物理系的教学水平已不落后于世界,据杨振宁回忆道:“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1945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去英国布列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读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基本知识增加很有限”,认为自己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英国读博士学位,但实际水准,特别是量子力学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达到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当然,这里某不排除这两位自己牛的因素哈。不过,杨振宁也不是对所有的课程教授都满意,萨苏就曾经写过他带着全班同学闹罢课,因为带课老师照本宣科,他们觉得无聊,最后还是吴有训先生来摆平的。 1 f! b5 I5 i: [1 F 当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的黑林铺镇龙院村,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人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v9 H V# V x& [# R; v' W$ y
C3 N$ m( r4 F: C8 n! D! L: n8 @哪个是杨振宁? 0 R8 L0 ]+ ]$ l$ d/ n$ G 1942年春,大四的杨振宁去找了吴大猷教授,请他指导写毕业论文。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的吴大猷当时正在研究分子光谱学,就给了杨振宁一本《现代物理学综述》杂志(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让他研究其中一篇罗森塔耳(J. E. Rosenthal) 和墨菲 (G. M. Murphy) 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综述(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s of Polyatomic Molecules. Rev. Mod. Phys. 8, 317, 1936)。杨振宁回家找到父亲,杨武之建议他先学一下群论中的“表示理论(不知道某这样翻译对不对)”(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给了他一本自己在芝大的老师迪克森(Leonard E. Dickson)写的小书——《现代代数理论》(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这书写得简洁明快,在一段仅有20页的章节内就把群论的要点讲清楚了。读完这本书给杨振宁的论文写作开了个好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完成了他的理学学士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开始涉足群论和对称原理(symmetry principles)。& ~# t- E# g' o* u1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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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联大毕业证的样子(不是杨振宁的啊)4 ~1 n! q' O5 v* Q. X
, W" Y$ F b1 A 作者: 道可道 时间: 2011-8-22 14:33 回复 道可道 的帖子 : S, v# G* Q( N# D$ R- s" F8 I# P( I4 z7 }' e1 h
杨振宁 6 Z; I' k) \5 F: V- H. V2 t# z% j$ b! t9 N2 g
(三)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Z. @" T1 h/ L" C8 b
0 D/ s& t. P* m- d7 E 获得学士学位后,杨振宁继续留校读取硕士学位。在本科时期他曾听过留英归来的王竹溪教授做的学术报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研究生时期就选择跟随王竹溪研究超晶格相变问题。这又把杨振宁带入了统计力学的邻域。据杨振宁2005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里表示的,他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 5 }! C. F, [/ I" `5 j& t$ Z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被并称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 [. \ T: a7 L% S5 v8 J
" s- I+ W& T/ x: P" V% n3 {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黄昆,经曾任联大物理系教员的葛庭燧先生介绍,到西南联大任助教,后又成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生(1942-44)。当时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额外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明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当年初来昆明的杨振宁,也是在昆华中学读了一学期的高二。)。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更是为了交流各种想法。$ {( j" H2 _6 |& b
杨振宁在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Werner K.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4 @: ~# h* w! t) q9 W& K7 q
而黄昆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4 X: {1 K/ W
关于这二位,还有一则八卦,是由何兆武老先生提供的:“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 w& Y# a5 U1 l$ u5 V# H/ p 张守廉(Sheldon S. L. Chang)在1945年赴美,前往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求学, 1952年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开始执教,1958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执教直到1980年退休。 * R W* \6 X1 ]9 M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某揣测经济问题也有所好转?亦或研究工作更繁忙起来?),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 I0 K4 ^9 @$ |0 B3 b- i+ |% p) V! T2 b 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毕业,在杨振宁的1983年出版的《选集与后记》中,关于1945年发表在美国《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第13卷上的“A Generalization of the Quasi-Chemical Method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一文写了一篇后记,这个后记的第一段话是:“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为了准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30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Ralph H. Fowler,某按)。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某看到文章全文中,作者仅有杨振宁一人(C.N.Yang),王竹溪教授并不是作者,但是,在全文最后有这样一段话:“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thanks to Professor J. S. Wang for valuable criticism and advice. (最后,作者对王竹溪教授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可能当时的物理文章发表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在杨振宁的做博士论文时所发的文章也是这样的,那篇文章1948年发表在《物理学综述》(the Physical Review)74卷上,题目是 “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作者也仅有杨振宁一人,文章最后写到“The author wish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Professor E. Teller for invaluable discussions and advice.”。 % l6 ~8 I( k5 f+ q6 V 1933年起,清华在当时教育部的指示下,开始举办清华留美考试(也称庚款留学考试),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由于从之前的1935年起,为了“彻底了解国情及需要”,录取的留美公费生出国前,还需要在国内各相当机关考察或实习半年到一年。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 Q! _5 O! ]- j2 u0 o% q0 b
杨振宁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应为美国数学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数学教授Henry Burchard Fine所著的A College Algebra, 大代数当为大学代数简称,某按)。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 。教课之余,他也潜心阅读泡利(Wolfgang E. 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场论(Field Theory)的综述文章。 ( b0 a# s F# _1 b8 U# t( W 1945年初,距离美日开战已有三年多,盟军已开始进攻菲律宾。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这一批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在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运兵船上的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于1945年11月下旬到达了美国。9 E: Z1 D- ?- N8 `% C
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现代我们这一辈留学生,在机场出关时的心情,也能和那时代的前辈相通吧 。)/ @/ k( c9 A$ j+ c* k) [
父子这一别,就是12年。分别之时,父是联大的教授,子是刚毕业的联大研究生;日内瓦再聚首时,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八年,并从复旦病休在家,子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 i9 |3 P6 g1 f
* C, y" a9 E+ g5 W上课中的费米: c0 T k% R# i3 ~' K8 S+ y
0 v. O& E( D+ j' l5 t5 ]" }4 S 1946年10月起,杨振宁开始参加每周一到两次,由费米组织的非正式物理讨论会,李政道也在其中。1946年秋,来到芝大大半年后,24岁的杨振宁开始在所长艾利逊的实验室里研究学习, 寒春也在同一个实验室。很快杨振宁就了解到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差,有一次还差点电死寒春。艾利逊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有响,那里就有杨(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7 y# h1 l8 s! D8 A I
尽管年轻的杨振宁意识到了自己动手能力差,并想通过多做实验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但是不断的失败是很令人灰心的 。1948年初,当杨振宁在艾利逊实验室屡败屡战一年多之后,富有洞察力的特勒坦诚地建议杨振宁转向理论研究,并提出做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骄傲的杨振宁一开始很难过,但是几天后就毅然释然地接受了这个意见。1948年5月,他正式结束了在艾利逊实验室的工作,6月,26岁的杨振宁在入学两年半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杨振宁从密歇根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成为物理系的一名讲师。 3 ]6 C1 d- E/ T5 }5 `( P/ c 1948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罗森布鲁斯(Marshall N. Rosenbluth, 那个“爱德华,我想你通过了,马歇尔,你也是,恭喜(Well, I guess you pass, Edward,--and you too, Marshall, Congratulations!”的费米故事中的主人公 。)从同学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谬衰减(μ-decay)的研究工作受到启发,开始合作寻找对类似贝塔衰减(β-decay)、谬衰减那样能被费米理论所描述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小组活动中,他们遇到了一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暗示。 9 k# E" {+ l. O) Q) Q8 Q 当这一研究工作于12月中结束后,这年的圣诞节假期,同门师兄弟的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从芝加哥坐长途汽车前往纽约市旅游,途遇大雪,滞留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市。在车上,杨振宁从报纸上获悉了平津战役,天津已从国民党手中转到了共产党手中。1949年1月,当二人回到芝加哥后,费米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把这一小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因为之前的12月底,费米收到了两份由蒂欧姆诺(J. Tiomno)和惠勒(J. Wheeler)关于弱相互作用的预印件,费米认为他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是独立做出的,也应该被同时发表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以Letter的形式发表的文章(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Lee, T. D.; Rosenbluth, M.; Yang, C. N. The Physical Review, 75, 5, 1949)。& x/ I }8 ~3 A$ z. }.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