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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国的意识形态内战：DSA vs MAGA [打印本页]

作者: 晨枫 时间: 前天 09:21
标题: 美国的意识形态内战：DSA vs MAGA
本帖最后由晨枫于 2026-10-4 19:21 编辑

美国离真刀真枪的内战还远，但美国爆发意识形态内战可能并没有那么遥远。

代表右翼的是MAGA。MAGA已经众所周知，现在蹿升的是MAGA的对立面：DSA。

MAGA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以共和党支持者为主，但也得到一些民主党或者无党派人士支持。DSA则是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以民主党支持者为主，但也得到一些共和党或者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也就是说，MAGA和DSA都有一定的跨越两党的特征。如果说MAGA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后自由主义，DSA的主要理论基础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后自由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深度发展，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否定。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过分发展，导致社会原子化、道德相对主义和社区纽带的瓦解。后自由主义并非全盘否定自由，而是针对自由主义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忽视共同体、社会责任以及地方连结的弊端进行修正。

在政治上，后自由主义强调恢复地方社群、家庭价值、道德秩序以及集体凝聚力，常常对资本主义无序扩张和过度全球化持批判态度。在宗教上，后自由主义主张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应当回归其自身的内在文化与叙事，而不是依附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在社会上，主张通过实质性的物质安全、民主参与和福利建设来重建社会凝聚力，而不是仅仅依赖抽象的自由市场。

在经济上，将经济政策的目标从单纯追求GDP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转向评估其对家庭稳定、地方就业和道德基础的影响；反对无底线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通过关税和产业政策将关键制造业和供应链拉回本土；批判大型跨国垄断资本，支持本土工会与中小企业，强调保障工人的体面劳动和稳定收入；不排斥运用国家政治和法律机器对市场进行自上而下的重塑，弥合因自由市场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与阶层撕裂。

民主社会主义属于欧美定义中的社会主义分支，主张将民主宪政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通过民主与法治改良手段追求社会平等与公正。认同并维护多党制、普选制、议会民主以及公民基本自由等现代宪政体制；主张通过合法的、民主的选举和议会道路取得政权，逐步推进社会变革，而非暴力推翻现政权。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干预和改造，公用事业和关键制造业实行国有化或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强调通过大政府调节财富分配，提供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倡导消除特权与阶级压迫，实现机会平等和人道主义关怀。

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尤其是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主张通过合法的民主政治程序，逐步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归集体或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属于“中间道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运作；不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接受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税收调节和强大的社会福利政策来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视资本主义为需要被取代的过渡阶段，民主只是实现社会主义手段的一种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的重点在于调节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当被监管、约束，使其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被消灭。但与其说民主社会主义聚焦于政治经济范畴的“大是大非”，不如说聚焦于民生相关的社会事务，尤其是中低层人们住房、医疗、教育和日常生活的负担能力。

有意思的是，在被认为“社会主义”盛行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依然是中左翼的主流政见；但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反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政治潮流。人们熟悉的伯尼·桑德斯、亚利桑德利亚·奥卡西奥-科尔特兹（常被简称为AOC）是有名的例子，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则是以横扫式战绩冲入政界的新星。29岁的基罗斯（Melat Kiros）在科罗拉多州第一国会选区击败任职近30年的现任议员德盖特（Diana DeGette，民主党）；另一位科州DSA成员鲁蒂内尔（Manny Rutinel，31岁，民主党）也获胜。在全国其他地区，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选区拉布（Chris Rabb）胜出，缅因州、佛罗里达和密苏里等地，DSA也都有战绩。阿卜杜勒·赛义德（Abdul El-Sayed）在8月初赢得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更是震动了民主党体制。他以近乎DSA完全版议程的政策理念（全民医保、可负担住房、免费大学教育）赢得了选民的认可。

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形成松散的政治联盟，这就是DSA。

DSA成立于1982年，由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1973年从美国社会党分裂而出）和新左派组织新美国运动（NAM）合并而成，初始成员约6000人。最初长期处于边缘，成员徘徊在数千至上万，主要是在民主党内推动进步议程、支持工会和左翼候选人。2015年后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桑德斯2016年竞选普及“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以及特朗普胜选激发的反建制情绪，让DSA活跃起来。2018年AOC当选纽约州第14选区国会众议员，更成为标志性事件。当年28岁的AOC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国会议员之一，也是DSA重点背书的标志性人物。同时当选的还有密歇根州1976年出生的塔利布（Rashida Tlaib），两人成为首批DSA国会议员。

2023年，DSA在国会的正式背书议员曾一度达到六位，但在2024年初选中，DSA两大干将、纽约州的鲍曼（Jamaal Bowman）和密苏里州的布什（Cori Bush）因在以巴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败北。2026年的民主党初选，DSA可说“小小爆发”，预计11月中期选举过后，在国会的席位将达到五六个。同时，DSA成员近年激增，截至7月4日，DSA正式宣布全国付费会员总数已突破12万人，遍布50州支部，成为美国当下不可忽视的新政治力量。

但与其说DSA正在接管民主党，不如说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对党内建制派感到失望：缺乏能统一党内的领导人，缺乏能凝聚党内的纲领和政策，缺乏能赢得选战的选举语言。民主党不能把反特朗普的广泛情结转化为投向民主党的选票，成为民主党建制派最大的失败。一些选战中，民主党候选人甚至刻意与哈里斯等民主党过气大佬保持距离。人们涌向DSA，是因为看到了年轻、有活力、承诺实际行动的候选人。在这一点上，MAGA派先走了一步，在共和党内完成“僭越”，起因也是因为共和党人对党内建制派的失望。

在短期内，DSA的崛起带来民主党对内部分裂而让共和党渔利的担忧；在长期内，美国的意识形态内战或许在门槛上了。有意思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和后自由主义在加强国家作用、抑制资本作用上不谋而合。

后自由主义已经进入美国主流政治，特朗普两次当选就是例证。民主社会主义正在进入，马姆达尼当选也是例证。但MAGA和DSA的较量最后要看政绩。

特朗普是“跟着感觉走”的后自由主义者，横冲直撞的政策既缺乏协调，更缺乏成功记录，从国内到国际都是一样。万斯更加危险，他是“有文化的流氓”，如果继任特朗普，这才是后自由主义真正显成色的时候。

执政力和“还愿力”对民主社会主义是更大的挑战。

DSA核心主张如全民医保和住房权利，旨在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以马姆达尼的纽约住房改革为例，政策集中在住房可负担和再分配上：冻结约100万套租金稳定公寓的租金（已通过租金指导委员会推进）；扩大租金稳定适用范围，堵住法律漏洞；10年内新建20万套可负担住房；加大公共住房投资。然而，冻结租金会降低房东维护和新房建设的动力，导致住房质量下降和长期短缺加剧；已有研究估算，租金管制会使纽约住房供应减少两位数百分比。同时，大规模建设可负担住房，需要大量资金，而资金主要依赖州级增税，纽约已是高税负地区，这会导致高收入者和企业外流。

若对比早几年进行住房改革的波士顿，可能会更清楚。2022年1月波士顿市长吴弭上任，短短几年推动约2万9000至3万2000套住房项目，其中可负担住房约9500套（含已完成、在建和规划中项目），实际已完成或开工建设约为1万7000至2万套，可负担住房约6200套，占比大约30%，而70%的房子依然走的是市场价。然而，2025年，波士顿居民住宅房产税平均上涨约10.4%，单户住宅每年约多缴纳720美元；2026年，住宅房产税平均上涨13%，单户住宅每年约多缴780美元，两年单户便须要每年多缴纳1500美元。对于波士顿居民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也让波士顿住房更加不可负担。

2025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在吴弭任内，新建住房的建筑许可数量像断崖式下跌。她的政治对手阵营指出，从2022年的3890个单元下跌到2024年11月的1859个，导致波士顿整体住房生产放缓，并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排名靠后。同时，住房供给不足进一步推高房价和租金，使得波士顿的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更加严峻。《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社论也指出：“波士顿与纽约的真正竞争不再是棒球，而是看哪位市长能更快摧毁住房市场。”

民主社会主义比民主党建制派更加充满理想和激情，更加令人为之一振。他们指出问题所在：把金钱赶出政治；他们把握住美国年轻一代的心。但他们能救民主党吗？能救美国吗？

不知道，但他们对民主党建制派已经形成巨大压力，党内强烈要求他们自立门户，而不是“寄生”于民主党的组织和资源上。问题是，DSA的典型支持者大多数是30岁上下的年轻一代。他们主要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也因此背负沉重的大学贷款，却又不能期望像父母辈那样谋得高薪体面的工作，无力支付房贷，更不敢奢望结婚。他们只能把满腔的愤懑归咎于社会不公，并且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来填补个人生命意义的空白，把没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悲愤，化为创建美好未来中的自我肯定。DSA所鼓吹的那套剥夺富人不义之财的平等理念，对他们尤其充满吸引力。

这是从“美国梦”的失信开始的。许多千禧一代从小被灌输“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但现实残酷地背叛了这种承诺。1.7万亿美元的学生债务压垮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高昂的房租与医疗费用使“美国梦”日渐虚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大衰退”是关键转折点——那一代人，从未真正经历过父辈所享有的经济安全感。

这种深层的挫败感远比意识形态教条更具动员力。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首次大规模泄洪，而桑德斯在2016年及后续的总统竞选，则将社会主义重新包装为“为全民争取基本尊严”的代名词。对年轻选民而言，社会主义不再意味着苏联式的集权和贫困，而是意味着扩大福利国家、让政府承担照顾民众的责任。盖洛普民调显示，在18岁至34岁年龄段中，近半数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这是冷战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早已卸下了历史的意识形态包袱。

盖洛普去年的一项民调也发现，66%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远高于2010年的50%。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人》和YouGov在今年6月的调查中显示，高达62%的民主党人愿意投票支持一名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在“社会主义”一度等同于“叛国”的美国，这样的认知改变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但就更有现实意义的选战来说，民主社会主义突然得到拥抱，更多是来自选民对现状根深蒂固的挫折感。他们需要“解决问题的人”，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何不试试社会主义？但他们未必是真的拥抱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成为共和党的切入点：将民主社会主义打上某种“反美国”或者荒唐标签，避开民主社会主义真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这和当年国民党把共产党污蔑为“共产共妻”是一个意思。特朗普已经在把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有某种“正名”，但共产主义还是绝对污名化的。

不管民主社会主义向哪里去，美国资本主义神话出现了深刻的裂缝，一代人对“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社会契约的破灭产生集体焦虑。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严肃质问：“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美国政治的“寂静革命”已经开始了。

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从相反方向在问同样的问题。MAGA与DSA属于“异性相吸”还是“异性相斥”，可能决定未来美国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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