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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权力逻辑下的生产力困境与金融剥夺 ——读王家范《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xiejin77 时间: 5 小时前
标题: 权力逻辑下的生产力困境与金融剥夺 ——读王家范《中国...
权力逻辑下的生产力困境与金融剥夺
——读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中国历史的演进从未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线性向前的生产力自发突围，而更像是一场关于"超稳定权力结构"如何不断修补、吸纳并最终窒息社会剩余价值的漫长拉锯战。正好我在看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同时也是受B站UP主谢玄1991启发，结合《大明1566》与《北平无战事》的历史隐喻；我也来聊聊对于这本书的几个读书体会吧。

我想思考的问题是：在"主权即最高产权"的体制下，权力的内卷化治理与资本的封建化异化，在历史维度上看如何共同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锁死。

引言：历史的重力与结构的病理

当我们翻开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一种强烈的、穿越纸背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这并不是一本平铺直叙的通史教材，更像是一份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深层结构的历史学分析。王家范先生治史，不仅有"望远镜"式的宏大视野，能从长时段考察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更有"显微镜"式的精细解剖，能从一枚铜钱、一张地契中读出制度的肌理。

在此书中，王家范先生拒绝了那种线性的、进化论式的乐观史观，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自然导致封建制度的瓦解。相反，他致力于揭示大一统帝国如何在数千年的演进中，通过不断自我修复的"超稳定结构"，吸纳、扭曲并最终窒息了社会内部新生的生产要素。

王家范先生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特征之一便是"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正是解读中国前现代社会向现代转型艰难历程的密钥。

特别是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唐宋以后的历史长程，尤其是明清江南的"繁荣悖论"与民国时期的"体制断裂"时，王先生的论述便展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穿透力。他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演进并非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田园牧歌，在特定的时空下，权力的逻辑如何凌驾于资本的逻辑之上，行政的意志如何压倒契约的精神。

一、唐宋——帝国时代的分水岭

1.1 权力逻辑的自我修复，陈寅恪的断代与王家范的深化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历史分期绝非简单的年代划分，而是对社会深层结构性变革的精准捕捉。王家范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分期时，高度重视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中期为界的经典论断。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首次提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继春秋战国后又一决定性的变化关节，其论断之精当，完全经得起史实检验。

但王家范先生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指出，若将两千年历史分作两段，一般都认为在唐中叶，但可能以宋为分界更恰当些”。唐中叶到宋建国这一段被视为前后过渡的中间时段，而“一入宋代，社会各方面的风貌迥然不同”。这种“迥然不同”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帝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贵族化”挑战后，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核心权力结构的自我修复与升级换代。

他引用黄仁宇的观点，精辟概括了这一时代特征：“第二帝国（隋唐宋）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

这一历史转向，正是本文题目“权力逻辑下的生产力困境”的结构性起点溯源：

政治层面：科举取士与新官僚政治的塑造。宋代以降，以科举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取代了原有的门阀士族，实现了权力的高度流动性和对地方离心势力的有效瓦解。这使得皇权得以深入社会肌理，构建起“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确保了“权力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的总特征。这种修复性的“超稳定结构”，为最高权力持续吸纳社会剩余价值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济层面：经济重心南移与商业化萌芽。随着经济重心由华北旱田向华南水田转移，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城市文明得以发展。这构成了“生产力”萌芽的基础，为后续讨论“江南模式的内卷化与劳动异化”提供了舞台，同时也解释了当积累的资本流向缺乏保障的私人领域时，如何迅速地向“政治避险”寻求庇护，引发“资本的附庸地位”和“返祖现象”。

因此，上溯唐宋之间的关键意义在于，这个历史变化其实是既容许了经济上的局部繁荣与技术革新（如商业金融的初步发展），但又通过政治结构的升级（新官僚政治）确保了“主权即最高产权”这一权力逻辑的绝对优势的存在。也正是这一新的权力/经济架构，导致了宋代随后实施“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历史转向，以及王安石变法中加速金融经济尝试的必然失败，并最终将形势导向了那个“产权从属于主权、信用从属于权力”的结构性锁死局面。

1.2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历史影响

王家范先生对北宋开国后宣布"本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这一政策转向给予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这实际是对大一统前期长期限制与反限制较量的一个总结。从秦汉以来，围绕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整个过程高低起伏不定，有高潮如汉武帝打击豪强、北魏兴起的均田制，有低潮如东晋南朝的门阀、唐中叶均田制崩溃，但总趋势是"国有"产权的实际控制力步步后退。

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自西晋到宋的长期渐进和摸索。王家范先生精辟地指出，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意味着土地"国有"实施方法的策略转移——由先前直接控制自耕农以取得收益，变为国家通过"田主"间接取得收益。宋以后田赋的附加税项明显增加，而徭役变而为职役，都说明帝国统治者清醒过来：钉住"田主"（田亩）不是更明智、更现实吗？（后来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也是一脉相承的存在）

1.3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悲剧——金融能力与经济实践的结构性错配

王家范先生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极具洞见。他引用黄仁宇的观点指出，北宋的财政政策已从农业转向当时前进的工商部门。黄仁宇甚至大胆断言：“如果这个政策成功，中国历史可以整个改观，而世界历史，也不会发展到19世纪的状态。”这句话的重量，源于它将王安石变法视为中国历史可能实现“内在现代化”的一次最接近、也最关键的制度尝试。

然而，王家范先生的真正用意在于解释王安石加速金融经济、商业财政化尝试的必然失败，以强化他关于中国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的先天病症的论断。他引用黄仁宇的推论：“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朝因此被称为帝国时代的“大跃退”。

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当宋代试图通过金融创新（如青苗法、市易法）来解决财政困境时，却发现整个社会缺乏支撑现代金融运作的技术基础和制度环境。王家范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黄仁宇“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概念——其核心要求是：
货币主导一切：社会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得听从“货币”的指挥、调度，实现价值的抽象化和量化。
法制服务信用：国家的管理特别是法制必须转变到为这种“货币”自由流通和公平原则服务，提供可靠的保障。
而这些条件，在传统中国从未真正具备。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本质上是金融能力与经济实践的结构性错配。

事实上，王安石的新法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金融想象力”。他试图运用国家信用，通过注入流动资本（青苗法）和调控市场供需（市易法），将财政收入从固定的农业赋税中解放出来，转向更有活力、更具潜力的工商部门。这种以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循环和财政增长的思路，已经带有早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抽象理性。

然而，这种创新诉求所需的能力却与根植于权力逻辑的“经济实践”发生了激烈碰撞：

行政载体的落后导致变法所依赖的执行机构并非专业化的金融官僚体系，而是由传统胥吏和地方行政官员构成的网络。他们不具备“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技术素养，更缺乏服务于契约精神的职业伦理。

权力对信用的吞噬效应。在“权力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的结构中，旨在提供低息信贷的青苗法，一经地方官僚的手，立刻退化为一种强制性的、高利贷式的行政摊派。其金融互惠的本质迅速被异化为权力对微观农户的直接剥夺工具。

法制缺位与道德困境之下，由于中国缺乏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保护私人产权和市场契约的法制体系，新法失去了制衡，迅速滑向了为最高权力敛财的目标。变法最终在“利民”与“图利”的道德指控中崩溃，而非在商业原则的检验中被修正。

可以说，王安石是试图将一套先进的金融操作系统安装到一套古老的政治硬件上，结果导致了整个系统的逻辑冲突和最终的崩溃。这一创伤，使得帝国统治者对任何涉及国家信用的金融创新都产生了长期的体制性恐惧，最终在明朝表现为对商业财政的长期“收敛及退却”。变法之悲剧，是权力傲慢对技术理性的结构性献祭，成为中国未能迈向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道深刻的历史伤痕。

) P1 B+ ~, x5 `/ g$ e' K: r二、生产力的"蚕室"：江南模式的内卷化与劳动异化
回溯唐宋之间权力逻辑下的宏大断代与制度病理只有，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那个曾被誉为中国前现代社会最接近“资本主义萌芽”的微观地理空间——明清江南。唐宋之变所确立的“产权从属于主权、信用从属于权力”的结构性锁死局面，以及王安石变法失败所遗留的体制性恐惧，共同塑造了帝国在经济领域的“收敛与退却”姿态。问题在于：当权力核心在制度上选择了自我封闭与对金融创新的长期规避后，被允许在局部地区“自发”生长的生产力，其演进逻辑将发生怎样的异化？

江南地区的空前繁荣，是否真正代表着一种向现代性的突破，抑或只是在既定权力边界内，社会财富被权力结构反复虹吸、扭曲与窒息的另一种表现？

王家范先生对明清江南的考察，正是将“超稳定结构”的吸纳机制，从国家财政、大国政治的层面，“沉降”到了农村生产单位的毛细血管中。他致力于揭示，在没有法治保障的私有产权和行政命令随时干预的市场环境下，江南模式如何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将区域的经济增长转化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最终异化为一场以“饱和式生存”为代价的“生产力的蚕室”。

2.1 饱和式生存与绝对剩余价值的变体

王家范先生在论述明清江南经济时，首先切入的是对“人地关系”极其细微的考察。他彻底拒绝了那种流于表面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乐观概括，而是深入到农村生产单位的毛细血管中进行“显微镜式”的还原。

王先生引用了大量明清方志数据，揭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赡一家之产”的严酷现实。这意味着，单纯的土地产出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已经无法维持小农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在此背景下，江南小农户被迫卷入了一场名为“专业化”实为“饱和式生存”的体制。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江南小农户将家庭内部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妇女、老人、儿童——统统投入到棉纺织或养蚕缫丝的高强度劳动中。这并非生产力的质变，而是一种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极限榨取：

家庭劳动的自我剥削：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雇佣劳动，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投入是不计机会成本的。妇女深夜纺纱、儿童帮工缫丝，不是为了获取超越工资的“利润”，而是为了换取口粮以维持家庭的简单再生产。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内卷化。

机会成本的陷阱：王先生精辟地指出，这种“内卷化”导致了江南虽然拥有极其发达的商品经济，却始终缺乏向机器大工业飞跃的动力。其核心在于经济理性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当家庭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且其机会成本趋近于零时，任何旨在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如引进机器）在经济上都是不划算的。因为人的劳动比机器更廉价，资本家和农户缺乏进行技术升级的激励。

繁荣的假象：于是，江南出现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丝绸与棉布的产量虽然激增，但社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并未显著提高，反而是在低效、饱和的劳动投入下，勉强维持了区域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的底色，是以整个社会被锁死在既有的技术和制度结构中为代价的。

2.2 "改稻为桑"中的权力暴力与反市场逻辑

这种微观逻辑在电视剧《大明1566》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具象化呈现。当内阁首辅严嵩父子抛出"改稻为桑"的国策时，他们的逻辑基点并非市场效率，而是国家财政的空转。

行政命令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在王家范的理论框架下，明帝国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皇室挥霍与官僚贪腐造成的无底洞。严党试图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改变浙江的种植结构，这本身就是对农业生产周期和土壤适应性的无视。剧中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几十万匹丝绸出口能换回多少白银——但唯独漏算了农民的生存底线。
主权索取权的暴力化：王家范在书中深刻论证道，中国大一统帝国始终拥有一种"潜在的主权索取权"。他明确指出："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在剧中，这种权力表现为地方官僚通过"毁堤淹田"这种极端暴力手段，强行切断农民与口粮田的经济关联。
剥夺性积累的恶果：这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次赤裸裸的"剥夺性积累"。权力试图绕过价值规律，通过行政暴力将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瞬间转化为依附于官方织造局的纯粹剩余价值生产者。然而，王家范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种违背自然经济规律的行政强推，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链条的断裂。当农民连饭都吃不上时，所有的"桑田美景"瞬间就会转化为流民暴动的导火索。这就是权力逻辑对生产力逻辑的粗暴干涉——它不创造价值，只是在毁灭价值的创造基础。

三、权力才是最高产权：沈一石与资本的附庸地位

无论是在微观农户的“饱和式生存”与“绝对剩余价值”的极限榨取中，还是在宏观政治经济博弈的“改稻为桑”与“毁堤淹田”的暴力中，我们都清晰地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始终未能实现结构性的自发突围。江南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商业活力，最终异化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并以行政暴力和对微观信用的摧毁而告终。

但实际上这一结构性困境的核心并非“资本”的不足，而是“产权”的缺位。问题由此升华为一个更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在一个没有独立法制保障的市场环境下，私人积累的资本，其流向和命运究竟由谁决定？为什么富可敌国的江南巨贾，其终局总是被政治力量“杀猪取肉”，而无法转化为推动社会转型的资产阶级力量？

王家范先生给出了最具穿透力的答案：在中国，产权的终极定义权和处置权始终掌握在主权手中。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深刻的结构性锁死——主权即最高产权。这一理论，完美地解释了《大明1566》中巨贾沈一石的悲剧宿命，他并非死于商业竞争的失败，而是作为皇权“一只钱袋子”在财政危机爆发时的必然献祭，

3.1 "主权即最高产权"的结构性困境

王家范先生在《通论》中用了极大篇幅阐述“产权的迷思”。他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在中国，产权的终极定义权和处置权始终掌握在主权手中，这导致了真正的“私人资本”从未获得过独立的法律人格。

王先生对产权问题进行了严密的学理辨析。他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实际应正确地界定为“产权形态”，而产权形态应包括三个层次：使用权（或可称经营权）、占有权（罗马法称“收益权”）、所有权（罗马法称“处置权”）。从世界历史上看，土地私有产权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沿着这个次序由浅入深地演进的，但在大多数历史场合，三权集中统于一身的情景在传统时代并不常见。

王家范先生进一步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加以印证：“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这一论断构成了理解中国传统产权制度的核心密钥。

《大明1566》中的巨贾沈一石，便是这一理论悲剧的肉身载体。

自在资本而非自为资本：沈一石坐拥江南第一织造作坊，富可敌国，但在王家范的显微镜下，他根本算不上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他的财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积累的“自为资本”，而是作为权力寻租工具的“自在资本”。他的作坊挂靠在织造局名下，他的利润直接输送给宫里的太监和朝廷的权贵。他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高度繁荣的，但其处置权却从未独立。

钱袋子的宿命：沈一石临终前那封绝命书中写道：“侯之、夺之，皆在圣裁”，这完美契合了王家范对“主权作为最高产权”的定义。在政治逻辑中，他不过是皇权暂放于民间的“一只钱袋子”。当国家财政危机爆发，前线军饷不足，宫中开支不减时，杀猪取肉便成了缓解矛盾的最便捷手段。沈一石的死亡，不是商业竞争的失败，而是政治清算的必然——因为他所累积的巨大财富，其最终所有权（处置权）从未真正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圣裁”之下的最高权力。

3.2 资本流向的"返祖现象"与封建化

这种产权的不安全感，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商人的行为模式，造成了王家范先生所痛惜的"资本异化"。

政治避险优先于利润最大化：王家范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商人一旦积累了原始资本，其第一选择绝非扩大再生产或进行技术研发，而是迅速寻求"政治避险"——购买土地、捐纳官职、联姻权贵。因为在没有法治保障的环境下，财富越多，危险越大。
王先生在书中特别引用了余秋雨先生关于清代山西票号的论述加以批判。余秋雨称票号为"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王家范先生则尖锐地指出，余先生并不知道有没有私人资本发育的环境，有没有"社会公正机制和监督机制"即法制对私人资本的维护，恰恰是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分水岭。两山相隔一个时代，而不是一山的上坡和下坡。

结构性锁死：这种资本流向的"返祖现象"和"封建化"，是理性人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最优解，却是整个民族经济的死结。它导致了江南积累的巨额剩余价值，没有转化为推动工业革命的产业资本，而是沉淀为了官僚阶层的奢侈消费或土地上的地租。资本在此体系中，不是一种旨在无限增殖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旨在换取权力庇护的"献祭物资"。因此，无论江南的丝绸织造多么发达，它都无法孕育出挑战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力量。

四、自耕农的"国家佃农"本质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产权的终极处置权始终掌握在主权手中。这种“主权即最高产权”的结构性锁死，不仅决定了江南巨贾沈一石这类“自在资本”的悲剧宿命，也导致了私人财富必然流向“政治避险”的“返祖现象”，使得资本无法转化为推动现代化的产业力量。

然而，权力对社会剩余价值的吸纳和对微观经济的支配，其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对商业资本的“杀猪取肉”，更在于对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以及最主要的生产者——自耕农，所建立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如果说沈一石是权力统治下商业资本的最高悲剧，那么广大的自耕农群体，则是农业社会中产权被支配、劳动被异化的底层缩影。

因此，为了彻底解剖这一权力逻辑，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沉降”到最微观的农户单位。第四章的使命，正是要从“授田制的发生学”开始，揭示大一统帝国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将自耕农表面上的“私有”，转化为国家意志支配下的“半公有”，从而得出王家范先生那个振聋发聩的结论：自耕农的本质，实为“国家佃农”。这一论断，将彻底完成对帝国时代权力—产权—生产力三者之间结构性关联的全面解析。

4.1 授田制的发生学溯源

王家范先生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建立在深厚的发生学基础之上。他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如距今七千年前的姜寨遗址，指出中国最早的产权形态便是氏族—部落的"集体产权"——归共同体集体处置共享。

他特别强调，这种原始的"集体产权"不能理解得过于简单。从姜寨遗址来看，小家庭已经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经营权与收益权早就从处置权里分离出来。王家范先生将此命名为"姜寨模式"，作为产权展开的"元模式（母本）"。

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展，产权从单一的形态演化为多级、多层面的复杂形态——由"集体共有"上升为"王有"。王家范先生指出，这种"王有制"的产权扩展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军事征服、军事殖民的产物。"产权"的提升主要不是通过对土地实施重新界定（分配）来实现的，而是凭借"权力"为后盾，通过征调实物和人力的形态，间接体现其为"天下"的"共主"地位。

因此，"王有产权"由军事政治力量获取并实施，即由权力创造产权，产权取决于权力——这是王家范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认识中国产权问题的一面"照妖镜"。

4.2 收益权分割中的剥削本质

王家范先生引用王毓铨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从秦汉赋役制度来看，“出自人身的重，出自土地的轻”。田赋通常总在“什一”的比率线上下浮动，并不比西欧高，但其他负担却不可小估。孟子所说“力役之征，布帛之征，粟米之征”三管齐下，其中人头税不轻，然最不堪的是力役和兵役，它们是国家对自耕农“收益权”进行分割和间接剥夺的核心方式。

王家范先生进一步引申道，从整体上看，授田是手段、前提，赋役是目的、效果，相因相成，是一项不可分割的国家主义性质的体制。他引用《商君书·垦令》的论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 这里出现的“公作”与“私作”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受田农民耕垦私田（获得自己的收益权）外，必须为国家负担“公作”（力役、兵役等）。“公事”、“私事”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两者不可或缺。

因此，王家范先生得出一个震撼性的结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耕农处境未必就比佃农好多少（大概“休养生息”的王朝初期最是“黄金时代”），故可暂且名之曰“国家佃农”。

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被长期遮蔽的真相：自耕农表面上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的收益权，但其人身和财产支配权却因沉重的赋役负担而被国家高度绑定。他们必须看“国家”的脸色生活，其劳动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并非被地主而是被国家权力以赋税和徭役的形式剥夺。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学者得出了一条共同的认识：国家控制下自耕农人数的多少以及自耕农的生活处境，乃是大一统帝国盛衰兴亡的晴雨表。

五、兼并与反兼并：权力背景下的产权博弈

通过对授田制与赋役制度的溯源，将传统中国自耕农的本质界定为“国家佃农”，完成了对帝国权力在最微观生产单位——土地与农户——层面上的支配性解析。至此，从宏观的“主权即最高产权”（第三章），到微观的“国家佃农”（第四章），我们已经彻底解剖了大一统帝国“政治一体化”结构下，权力对社会剩余价值进行系统性吸纳的制度逻辑。

然而，权力对产权的操控并非仅仅表现为对商人的“杀猪取肉”或对农民的“间接收租”。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剧烈、更具周期性的现象——“土地兼并”。问题由此转向：既然皇权已是最高产权的所有者，为何历史上“抑兼并”的呼声与政策从未停止？这种看似属于私人经济活动范畴的土地兼并，其背后的力量究竟源于市场还是权力？

王家范先生对“土地兼并”的分析，正是要揭示这一现象的权力本质。它并非单纯的地主财富积累，而是大国中央集权权力结构为维持其官僚体系运作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利益诱导”机制。因此，我们必须进入第五章的“兼并与反兼并：权力背景下的产权博弈”，才能彻底理解，权力如何将土地兼并转化为“依仗着政治（权力）的特权强制”进行的博弈，以及这种“循环式兼并”最终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宿命。

5.1 "土地兼并"的权力本质

王家范先生对"土地兼并"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惹人注目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首先指出，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认可，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也是所谓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所在。

王先生引用荀悦的论述加以印证："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可见在正统人士看来，"兼并"并非合法行为，乃是一个贬义词。

那么，既然国家法律抑兼并，为何兼并之势抑而不止，且愈演愈烈？王家范先生引用胡致堂的话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欲以限田以渐复古制，其意甚美；而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为兼并，无异于秦也。"
这不只是帝王出于家族私利带头"兼并"，更是大国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整合机制的一种特殊需求所致。王家范先生指出，由封建制度转变为君主集权制，政治体制决定必须"诱之以利禄"，才能使其作为统治基础的官僚系统有效运作起来。农业帝国，国大官多，作为官僚收入的俸禄只能以实物为主，而且也不能太高。"赐田"与"食邑"作为一项重要的补充举措，就难免与民争"田"。

因此，历朝土地兼并多数都有权力的背景，是依仗着其政治（权力）—经济（俸禄和法外收入作原始资本）的特权强制与半强制进行的，这是土地买卖的主体、大头。

5.2 循环式兼并的历史终局

王家范先生指出，如若这种兼并无限制地任其发展，势必酿成两大祸害：一是国家财源越来越多地被挖走，二是形成气候后坐大为地方分裂势力。这就是东汉后长达三百年分裂和以科举制、均田制两大手段取消门阀势力的历史背景。

但基于体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缺乏实际有效的技术操作机构和手段，往往收效有限，故兼并之势难以遏制，国家只得将负担加重转嫁到自己直接控制的农民头上，饮鸩止渴。接着中后期"改革"的失败，便是农民战争的爆发，结束一轮皇权统治，周而复始。

这种循环式的兼并—抑兼并模式在屡遭挫折后，到北宋开国统治者手里，终于改弦易辙，宣布"本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帝王最终也得服从经济的命令。

非常奇怪的是，帝国政策的退让，不仅没有促成地主田产的集中，反而从宋代起，田产分散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恐怕是科举制的权力高度流动性和遗产的众子均分制两大因素最后帮了极权统治的大忙，故此"千年田，八百主"，"田无常主"。私有产权的不发达、不稳固，也使集团性的社会离心势力无以形成。因此，宋以后除民族的因素外，大一统再也没有遇到地方割据或分裂势力的严重挑战。

六、货币信用的异化：从白银本位到金圆券崩溃

“兼并与反兼并”的循环往复，揭示了传统中国大一统帝国在土地—财政这一核心矛盾上所陷入的“历史宿命”：权力无法通过有效的制度技术（如均田制、抑兼并）实现对财富的稳定化、技术化管理，最终只能将负担转嫁给农民，导致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这种循环式崩溃的终局，象征着旧体制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我修复能力”已然耗尽。

然而，权力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无限索取”逻辑，并未随着旧王朝的瓦解而消失，它只是跨越了时空，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当中国进入近代，传统的土地兼并矛盾逐渐被现代金融与货币信用的矛盾所取代。在缺乏健全法制和契约精神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权力不再满足于通过土地兼并或行政摊派来吸纳财富，而是开始利用现代金融工具（如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来实施一场对全社会财富的“现代化清洗”。

因此，用《北平无战事》的故事，正是要演绎这种权力的贪婪与傲慢如何在跨越时空后的民国末年，通过“币制改革”达到了其历史的逻辑终局。它不再是土地产权的博弈，而是货币信用的异化：国家信用作为契约的最高担保，如何被政治权力彻底透支和滥用，从明代“一条鞭法”的白银本位，一路狂奔至1948年“金圆券”的全面崩溃。这一终极的金融剥夺，不仅是经济的破产，更是大一统国家作为“契约担保人”身份的彻底破产，成为权力逻辑对现代性技术进行最悲壮的结构性献祭。

6.1 信用制度缺位与实物化沉降

这种权力的贪婪与傲慢，在跨越时空后的民国末年，通过"币制改革"达到了其历史的逻辑终局。王家范先生在论述民国时期的体制变迁时，特别关注了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现代性"的金融工具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针对全社会的"原始积累"倒流。

王先生将民国后期的金融崩溃描述为"由于信用制度缺位导致的实物化沉降"。这种逻辑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所描绘的1948年"币制改革"中达到了巅峰。

王家范在论述中指出，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独立的社会阶层支持（如江南士绅的集体离心），它唯一的救命稻草便是通过暴力手段透支未来的信用。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其底层剥夺逻辑与明代的"一条鞭法"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一条鞭法"确立了白银的法定地位，而"金圆券"则是国家权力试图利用现代金融工具，完成一场对社会财富的"现代化清洗"。

在《北平无战事》中，方步亭、谢培东等金融技术官僚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物资储备，金圆券不过是废纸。然而，以孔、宋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主义，却利用这场"改革"完成了对民间黄金、白银的强制收缴。

6.2 契约的终结与政权的破产

当民众发现国家发行的货币不再代表财富，而仅仅代表掠夺的凭证时，整个社会便会发生剧烈的退行：人们不再相信银行，不再相信契约，而是疯狂地囤积面粉、煤炭和黄金。这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场倒行逆施的"原始积累"——不是为了开启新的生产方式，而是为了掩盖旧体制腐烂的恶臭。

这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更是大一统国家作为"契约担保人"身份的彻底破产。正如王家范先生在论述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所指出的，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恰恰在于传统体制"自我修复能力"的过度强大——它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能找到吸纳新生事物、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却最终将所有可能的改革资源消耗殆尽。

七、技术理性的政治献祭：中层社会的结构性悲剧

通过对“货币信用的异化”的解剖，完成了对权力逻辑在现代时空下进行终极金融剥夺的论证。这一过程，以“金圆券”的全面崩溃为终点，象征着大一统国家作为“契约担保人”身份的彻底破产，以及权力对技术理性进行的最悲壮的结构性献祭。

而系统的结构性崩溃，必然带来中层社会的结构性悲剧。当制度的“硬伤”显现时，那些寄希望于通过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与理性思考来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和社会稳定的人群——即王家范先生所重视的“中层社会”，其命运便被抛入了权力的旋涡。技术官僚（如《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与知识分子（如梁经纶），正是这一中层社会的代表。他们试图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以“技术”和“知识”的理性微光，挽救体制于崩溃边缘。

然而，在“保江山”的最高政治目标面前，一切所谓的技术理性都瞬间被碾碎。而我们却正好从许倬云先生的“中层社会分析”入手，结合王家范先生对中国文官体系“兼具工具性与目的性”的论述，来思考这场“技术理性的政治献祭”，从而揭示：结构性锁死的最终牺牲品，正是那些最接近现代性、最相信专业精神的社会中坚力量。

7.1 许倬云的中层社会分析与王家范的深化

王家范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剖，重点在于"中层"的缺失。他高度重视许倬云先生从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面的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历朝社会控制得失利弊的方法论。许倬云的分析框架包括：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王家范先生的论断可以演绎的更彻底——在明清是乡绅阶层的变质，而在民国，则是技术官僚阶层的幻灭。

7.2 技术官僚的幻灭：方步亭

在《北平无战事》中，方步亭代表了那一批试图通过西方专业金融手段救国的技术精英。他相信数字、相信信用、相信制度的隔板能够挡住政治的疯狂。但在"五人小组"这种特务与官僚混编的权力核心面前，他的技术理性显得苍白无力。

王家范在书中论证道，中国缺乏一种保护技术官僚的"独立空间"。许倬云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兼具工具性与目的性两种功能"，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然而，一旦最高权力感受到威胁，它会毫不犹豫地冲破所有法律与专业的篱笆，将所有的技术成果献祭于"保江山"的政治目标之下。

7.3 知识分子的结构性失语：梁经纶
梁经纶的悲剧则更具思想史意义。作为一个被卷入阶级斗争旋涡的知识分子，他在国民党特务与燕大学生领袖的双重身份中迷失。王家范在分析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时曾指出，当基本的生产关系已经崩溃，任何局部的知识分子自救或技术修补都只能是历史的尘埃。

王家范先生在书中总结道，知识精英产生不出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社会异己"的新角色，与文化深层次的基因不无关联。在古代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异己"力量——众所周知，反叛的民众总以改朝换代、重建王朝为鹄的。

这种痛苦的"二分法"，反映了王先生所说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结构性失语"：当皮之不存（基本生产关系崩溃）时，毛将焉附（文化与道德的重建）？

结语：历史的宿命与否定之否定

王家范先生在《中国历史通论》的总结部分，展现出一种极其深邃的、冷峻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悲剧性在于，它拥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能力每一次都以牺牲社会的微观生产活力为代价。

他在书中总结道：中国传统社会成熟期所收获的"业"和"果"，是由许许多多的历史因缘牵攀着的，剪不断，理还乱。"源"与"流"既不同一，却又因缘牵合。梁启超先生当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假借佛家语，说它有"亲缘（直接缘）"、"间缘（间接缘）"，但最终他还是强调"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对此，后人不管喜欢还是厌恶，都逃不过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而梁先生则称之为"果报"。

所以说，无论是《大明1566》里那个在精舍内炼丹、通过官僚系统层层吸纳江南丝绸价值的嘉靖帝，还是《北平无战事》里那个试图用金圆券挽救危局却最终将社会推向深渊的政权以及背后的“空一格”，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是一致的：即不计代价地维持行政权力的绝对垄断，哪怕这种代价是彻底摧毁社会的微观信用基础。

沈一石的自焚与方孟敖的远走高飞，虽然隔着数百年的历史尘埃，但其反映的是同一个逻辑的终点：在一个产权从属于主权、信用从属于权力的体制下，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现代性生产关系永远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存空间。

王家范先生的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唯物辩证法中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深层规律。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哪里，而是因为旧有的生产关系已经腐烂到让我们再也无法待在原地。正如他在书中引用陈旭麓先生的话所说：进化论取代变易观，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近代哲学的开始"，是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的第一声"潮音"。

再回头想想，王家范先生的这部著作告诉我们，如果不去触碰那套关于"权力如何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深层密码，那么所有的"繁荣"与"改革"都只能是循环。我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揭示这层被繁华表象掩盖的政治经济学底色，同时提醒读书的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的引进，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将权力关进契约的笼子、让资本回归生产本质的深刻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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