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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外聚新娘的问题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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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晨枫    时间: 6 小时前
标题: 外聚新娘的问题
中国特稿：性价比高还对我青眼相待 更多中国男性娶外国太太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男性娶外国媳妇，这背后不仅关乎男欢女爱的跨国婚恋，更是中国国家软硬实力外溢效应的体现，使中国老公对全球南方国家女性具有经济上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天价彩礼及两性对立局面难以缓解的情况下，外国媳妇也成为中国男性追求性价比更高的婚恋路径出口。

“我发誓不娶中国女人，被伤害太深，现在都特别厌恶。”

30岁西安小伙子王兴跟记者分享当初找对象的痛苦经历，最后对中国女生死了心，一门心思找寻外国媳妇。

王兴说，他高中没毕业就离家讨生活，当时为了追女生煞费苦心。买电单车接送，冬天买保温杯、手套等想聊表心意，但全部送不出去。“当时一个月工资也有6000（人民币，约1100新元）。戒了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但人家压根看不上我。”

他透露，自己有过“恋爱脑”，因失恋陷入抑郁并自残，边说边把手臂伸过来，让记者看清楚情伤印记。“都是刀疤，抑郁症。那时候躯体都是卷在床上发抖，难受成那样。”

娶外籍新娘不必买房和高价彩礼
几年前回农村老家过年，王兴听见奶奶说要省钱给孙子娶媳妇，感到无地自容，发誓不娶中国女性，下决心寻找不需要买房、不必高价彩礼的外籍妻子。

“咱们家以前连炒菜的菜籽油都得赊账。我恨死自己了。苦了三代人供一套房、一辆车，那样结婚能幸福吗？我那时候就给自己定下目标，我就是不买房，我也得娶到媳妇。”

王兴转战手机语言学习应用，积极上网结交外国人，最终锁定美娜并赢得美人归。他算了一算，来回埃及机票、吃住、黄金、彩礼等，总共10万元。如果娶中国媳妇，不把房子车子算在内，少说都得30万。

在结婚之前，王兴按程序在埃及办理皈依伊斯兰教仪式。身为家中独子，父母对他迎娶外籍新娘没有意见，“他们说，你能结婚生娃就行”。

王兴暂时不想有孩子，他计划和美娜一起骑铁马走丝绸之路，两台自行车都买好了。他自豪地说，结婚后有了人生目标，直夸太太人好，物质要求低。

“都是我主动买，我看她没衣服、没零食，就给她买。不用买大房子，宿舍一个月500块钱租金，我俩可幸福了。”

宿舍空间虽不大，但卫生间和小厨房都有，记者和王兴各坐一张椅子，美娜坐床上。墙上贴着别人看不懂的纸张，王兴笑说那是太太的密码本——用阿拉伯语标注汉语发音。

穿着运动装的美娜站在王兴身旁像个中学生。她通过翻译机自我介绍，15岁外出打工，上有三个哥哥姐姐，爸爸是木工，妈妈是家庭主妇，父母已离婚。

美娜从小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内容讲述埃及男子排除万难跟中国女孩结婚的故事，受电影情节感染，她对中国特别向往。爱上王兴后，希望进一步认识这个东方大国。

美娜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印象是：“美丽的国家，街道上垃圾也少。”王星插嘴：“发达、先进、干净。三个词。”

王兴很清楚，中国不仅比埃及发达，国际地位也更高，这也是他找外国媳妇的策略：国家不能比中国发达，女生条件不能比他强。他说，爸爸不许他娶日本媳妇，自己也压根儿没条件，“人家那是发达国家”。

中国男外娶比率已超过女外嫁
或许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王兴”们，中国近年来出现一股新趋势——男性外娶超过女性外嫁。外嫁高于外娶的趋势在2018年首次被逆转，涉外婚姻中外娶占56.4%，超过外嫁的43.6%。到了2024年，男性外娶占比已高达70%。

然而，外籍配偶在中国14亿人口中的占比还是很低。有自媒体文章统计，2024年中国涉外婚姻登记约12万2000对，仅占当年结婚登记总数约2%。

中国官方未有明确统计或公开跨国婚姻的外籍媳妇来源国。在社媒平台B站上传播甚广的非官方图表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十大外籍新娘来源国是：越南、朝鲜、俄罗斯、缅甸、菲律宾、日本、柬埔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

在前30个来源国中，非洲占10个，其中包括埃及。有分析称，中国男性外娶的热门国家呈现出“地缘+文化+经济”三重因素驱动格局。

通过刷TikTok对中国有好感 印尼女生定情于第一次约会
29岁福建小伙子卢圳良一年多前迎娶22岁印尼女生娜娜，他的经历多少印证了上述分析。

卢圳良与太太目前在福建平和县农村老家定居。他在电访中告诉记者，TikTok在印尼非常红火，很多当地人通过TikTok认识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近年来大幅提升，当地女性对中国男性印象并不差。

他说，自己在峇淡岛旅游时主动与在酒店前台工作的娜娜攀谈。“进展相当顺利，第一次约她吃饭就确定关系，我们用手机翻译应用聊了一个多小时。”

娜娜也说，她在印尼时经常通过TikTok和Instagram刷到关于中国的短视频，“觉得中国很漂亮，中国人很善良”。卢圳良也会转发一些讲述中国大好河山的视频给娜娜看。“我跟她说，你可以多多了解中国，它是个美丽的国家，文化底蕴比较深，然后她挺向往中国的，被我花言巧语骗到了！”

这个“骗局”成本不高，娶妻彩礼仅印尼盾2000万（1500新元），跟中国天价彩礼相比，一天一地。不过，卢圳良说，他每个月都会给丈母娘零花钱。

跟印尼穆斯林一夫多妻制不同，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卢圳良猜测，这可能是印尼女生愿意嫁到中国的原因之一。他说，娜娜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你只能有我一个女朋友”，他感觉对方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担心丈夫未来会娶几个老婆。

卢圳良初中毕业即入伍，在部队考到大专函授文凭后，曾在厦门、广州等大城市从事销售行业。他交往过一个中国女生，才认识几个月就要跟他回农村过年，领了长辈红包后，回到城里就分手。

“太精了。她的手机还是我以旧换新出了4000块钱买的，苹果电脑也是我送的。到现在还欠我1万块。”

相较之下，卢圳良很欣赏娜娜的乖巧朴素。他说，在峇淡岛见娜娜的鞋子有点破，就带她到商场买，“买一送一”才120元人民币，再吃个路边摊炒面就满足了。“跟她相处能感受到她很开心，没有算计。”

俄罗斯女子学汉语结良缘
26岁俄罗斯女生小莲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单听声音，还以为是中国人在说话。她与34岁山东老公高士会互补性强，“文科女”善表达、急躁，“理工男”话不多、沉稳。

小莲来自俄罗斯南部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别名五山城，高士会老家在山东聊城。夫妻俩都是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最初通过网上语言学习应用结识，兜兜转转四五年后，去年3月终于领证结婚。

两人目前在福建宁德定居，方便高士会就近工作。记者一踏入他们的公寓，马上能感受到俄罗斯人好客之道，满桌山东水果和俄罗斯巧克力，连居家拖鞋都准备好。

高士会说，从小对神秘的西域文化特别好奇，高中时想娶新疆姑娘，后来接触俄罗斯电影和电视剧，觉得俄罗斯女生特别漂亮，就希望能找到心仪对象。

小莲则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父亲参军时就派驻中俄边界，父母看准中俄关系会越来越好，鼓励她学好汉语，为自己打开更多机会之窗。

在父母安排下，小莲2017年在俄罗斯大学选修东方学时，也断断续续到中国东北短期学习汉语，先后到过黑龙江绥化和山东青岛。有了语言环境，她的汉语口语能力进步神速，同时也爱上中国文化、美食和高大的东北男生。

小莲说：“到中国学习一个月后，我打开了自己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特别大，特别有意思。俄罗斯人说话比较直接，想说什么就说，在中国我明白了，跟人聊天的时候要注意很多东西。接触中国文化后，我也学到很多关于孝顺、尊重父母的观念，真的改变了我的想法。”

外籍配偶还不能享有国民待遇
汉语为小莲开拓了更多机遇，在俄罗斯找到好些翻译工作。她心存感激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汉语给我的”。

不过，嫁到中国后，小莲暂难施展语言才能，因为外籍配偶在中国未能享受国民待遇，在华居住未满五年之前，不能申请绿卡。律师黄妃玲受访时说，在申请绿卡之前，外籍配偶想拿到工作许可，“难度比较大”。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限制外籍配偶工作的做法在国际上并不罕见，主要为防范不法之徒“假结婚、真工作”。

他认为，中国政府应给予外籍配偶较正常的国民待遇，不要让他们感觉受歧视，但也无须高调鼓励跨国婚姻，因为这会引起邻国紧张，担心自家女性成群被中国男性娶走，中国光棍问题会转移到他国去。

易富贤说：“顺其自然，经济交流必然伴随人员交流，人员交流必然伴随着跨国婚姻，那就应该参考国际做法，放开一些限制。”

中国软硬实力 吸引全球南国
受访学者概括，内外两因素结合，成为中国男人外娶走高的推手。一、中国男性“向外看”的动力主要源于内部“光棍危机”压力。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光棍人数可能多达3000万。

二、外国女性“向东看”的引力主要来自于对中国的好感，这种好感又源于中国国家软硬实力的输出——经济硬实力通过一带一路对外投射；文化软实力通过小红书和TikTok等社媒平台对外传播。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薛松说，中国文化近些年通过短视频、TikTok、小红书等各种应用传播，影响力非常大。

专研印度尼西亚的薛松告诉《联合早报》，印尼人跟她谈及中国文化现象时，那些唱跳动感十足的中国男团女团，她自己都不熟悉。由中国演员出演的古装宫廷剧或“霸道总裁”剧集，用人工智能配上印尼语字幕后在TikTok传播，深受印尼青年男女欢迎。“连印尼男孩子都跟我讲，他们一天一天看，根本就是上瘾了。”

薛松说，TikTok等社媒上还有很多正面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短视频，且在一些印尼人的认知里，并不会严格区分中国人和印尼华人，而印尼华人普遍被认为经济条件较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嫁给中国人是很称心的”。

如果将“外娶”现象放入“一带一路”背景中来看，薛松认为，最初可能更多源于中企赴印尼投资后，一些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逐渐在当地成家。随着中国文化通过多种平台传播，以及民间往来的增加，印尼人嫁到中国的机会也随之扩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也说，中国外娶走高，与中国对外吸引力随着国家整体发展提升，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扩大交往有很大关系；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作家苏芩： 婚恋市场如同“拼多多” 中国男女都追求更高性价比
中国女性普遍拜金导致性别对立，男性难找老婆？中国知名作家、“新女学”思潮发起人苏芩不表赞同。

她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女性希望婚姻能给自己加分，而不是比单身更糟，这间接给男性造成巨大压力。她也说，高价彩礼陋习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一般没有这个问题。

苏芩认为，与其说中国女性拜金，不如说当下中国男女都越来越现实，在婚恋中追求更高性价比，像极中国手机应用——拼多多。

她说，从男性角度而言，若把结婚当任务，只要生娃，无需思想交流、无需妻子外出工作，那娶外籍新娘的性价比其实蛮高。

“通俗一点说，只要更划算就愿意接受。也就是‘任务型婚姻’，我能以更低成本完成这项任务，挺好的。”

苏芩在非洲参访时听到一个真实个案：在坦桑尼亚的中企员工迎娶当地姑娘，彩礼不到1500元人民币，男方觉得很划算，女方也很开心，因为当地没有彩礼习俗。

中国男人外娶有一定文化优势
对于中国外娶高于外嫁的现象，苏芩完全不感意外。她实地观察多国婚姻状况后得出结论：中国男性在国际婚姻市场上有一定优势，尤其对国家经济条件不比中国强的女性更具吸引力。她说，慕强是婚姻关系原则，就像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想嫁到美国、日韩一样。

她进一步分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让很多外国女性愿意嫁给中国男性。例如，家暴在中国传统观念是不对的，打110警察会把暴力男带走；中国家庭有七大姑八大姨，如果婚姻出问题，她们能帮外籍新娘说话。中国女婿在俄罗斯丈母娘心目中排名第一，因为中国男人大部分不酗酒，还会做家务，俄罗斯男性正好相反。

婚姻关系不一定一辈子不变。苏芩建议外籍新娘嫁到中国后，尽快学讲普通话，以融入中国生活圈子。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婚姻有点啥事，至少还有人愿意站在你身边，否则经济上无法独立，又没人帮忙，挺悲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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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稿：经济一潭死水人困顿绝望 古巴青年为生存远走他乡


不是战争，胜似战争。古巴在政策失误、经济失序与外部压力的三重围击下，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失。“先走一步”已成为当地家庭心照不宣的生存共识。虽然官方将此定性为美国制裁的结果，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低弹性的体制在遭遇多重冲击时，已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复原能力。

“我身边10个同龄人里，10个都走了……留在古巴的，都是走不了的，没有人是真心想留下的。”

20多岁的哈瓦那青年胡安眼中尽是无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高昂的生活费，胡安计划今年离开古巴。他不想离开的计划受影响，所以只愿以化名受访。他向《联合早报》坦言：“我年纪不小了，却还是一事无成……感觉自己被困在这里，感到很绝望。”

在哈瓦那的一家餐厅里，胡安算了一笔账：一公斤大米价格约3美元（约3.80新元），而普通人的月薪仅15至20美元。“买五六公斤米就花掉一个月工资，大多数人一天只能吃一顿像样的饭。”

谈到政府仍在运作的配给制度时，胡安直言，这套体系已名存实亡。过去即便配给有限，至少还能维持一个月生活开支的近一半；这些年来，配给数量持续缩减，不少原本列入清单的基本物品相继被取消，“现在几乎什么都不再给了”。

古巴当地人说，若远远看到配给商店的配给员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外，街坊便心里有数——今日无货。这种“无声的默契”已成为古巴日常的一部分。

青年面对学历贬值与专业不对口困境
此外，古巴青年即便接受高等教育，也难逃学历大幅贬值与专业不对口的困境。

56岁的古巴餐饮从业人员哈维尔告诉记者，他原本是一名工程师，但为了养家只能选择转行。“在餐厅工作，每天至少能赚约20美元小费，加上约5000比索的月薪，收入比当工程师高得多。”

“过得还行”的群体，往往是那些能定期获得侨汇、在旅游业及外资相关行业工作，或经营小生意的人。不过，这群人毕竟只是少数。多数青年没有侨汇来源，也难以进入与外资或旅游相关的行业，因此陷入以比索结算、购买力随恶性通胀持续缩水的泥淖。

英国独立慈善机构“拉丁美洲局”（Latin America Bureau）发布的报告《Being Young in Cuba》指出，无法在本国实现基本的人生目标，令古巴青年陷入“几乎想自杀”的绝望状态。当工作难寻、报酬微薄时，离开，便成为了唯一出路。

这种绝望情绪，也在官方数据中得到印证。古巴国家统计与信息办公室（ONEI）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人口已降至约975万，较2023年减少30万。

古巴天主教反思与对话中心的经济学家兼人口统计学家阿尔比苏-坎波斯（Juan Carlos Albizu-Campos）基于官方数据和自主估算得出结论：截至2024年底，古巴居民人数为802万，远低于官方统计的975万。从2021年至2024年底的短短四年，人口减少了约25%。

他警告，由于古巴出现“近乎永久性的多重危机”，国家正面临人口流失。

令外界好奇的是，为何古巴人能如此大规模且自由公开地外流，而没有遭遇如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严格出境限制？

政府施行“减压阀”策略 让不满情绪流出侨汇流入
这源于古巴政府独特的“减压阀”策略。古巴2013年废除出境许可制度后，公民只须持有护照和目的地签证即可离境。与朝鲜将离境者视为“叛国者”不同，古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一种社会减压手段，既能排遣对国内经济困局的不满情绪，又能通过海外公民寄回的侨汇为脆弱的经济输血。

这种“制度化”的人口流出，使得离开不再是秘密的潜逃，而变成了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生存选项。

哈维尔一家正面对这样的抉择。几年前，他和妻子倾尽积蓄将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往西班牙；如今，即将从护理专业毕业的女儿，成了下一个必须被“送走”的对象。

谈及这一决定，哈维尔轻声道：“如果他们留在这里，生活只会越来越困难……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工作存钱，帮助他们离开。”

伦敦大学学院美洲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莫里斯（Emily Morris）受访时指出，古巴青年外流，已不只是短期危机下的应急反应，而是经济长期失灵与政策预期落空所累积的结果。

她指出，美国对接纳古巴移民的开放与支持正在消退，许多古巴年轻人决定趁还有机会时赶紧前往美国，导致外流现象在近年迅速集中爆发。

美国政府长期优待古巴移民，过去主要将他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集团的工具——通过接纳他们来证明“民主战胜共产主义”。同时，由于古巴裔选民在佛罗里达州等关键选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人维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美国政府也通过定期定量接纳古巴移民，缓解古巴国内压力，防止爆发大规模难民潮。不过，如今古巴移民在美国的地位，正从“特殊优待”过渡到“常规移民管理”，因此许多古巴青年认为美国欢迎他们的窗口正在关上。

古巴驻新加坡大使卢纳（Lisbet Quesada Luna）告诉《联合早报》，古巴移民不应被理解为永久性移民，许多移民属于制度允许的阶段性流动，公民在保有国内永久居留权的同时，可在海外停留最长两年。

大使认为，古巴人口下降，还与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有关，这些特征“更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型”，并非单单由移民潮所致。

古巴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恐怕也与人口流失脱不了关系。据统计，离开古巴的人主要集中在15岁至59岁之间，其中相当比例为女性，且多处于生育年龄。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外流，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与技能的持续流失，也削弱了古巴的生育基础、家庭结构乃至于人口自我修复能力，对国家长期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长达70年制裁 古巴成为孤岛
青年大规模外流，往往被视为古巴长期经济困境的直接结果。古巴政府将经济困境主要归咎于美国持续近70年的经济封锁与制裁。

古巴1959年革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冷战格局下与苏联结盟。这导致古巴与美国这两个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站在意识形态、安全及经济利益的对立面。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就已开始对这个国家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两国由此陷入长期敌对状态。

然而，古巴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型经济体，古巴长期依赖优惠贸易安排、能源补贴与外部信贷维系基本运转。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重要依靠；此后虽然获得委内瑞拉的石油与财政援助，但随着委内瑞拉自身陷入危机，这一支撑也大幅削弱。

美国制裁阻碍古巴 疫情之后复苏进程
在此背景下，古巴与美国的关系长期冻结，在贸易、融资与投资方面面对巨大的外部约束，经济处境愈发被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古一度恢复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放宽汇款与旅行限制，为古巴打开了政策与经济窗口。可惜一切为时甚短。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全面收紧对古政策，包括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Helms-Burton Act Title III），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名单。此后，美国对古巴金融往来和第三方企业合作的约束明显趋紧。拜登执政后，美古关系一度出现缓和，拜登在去年1月卸任前几天将古巴移出支恐国家名单，解除对古巴一些机构的金融交易限制；但特朗普几天后宣誓就职，立即撤销了拜登这一做法。

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是美国加强对古巴经济制裁的核心法律。这项法律最受关注的是“第三编”（Title III）中的条文，它允许美国公民向那些使用古巴革命后被没收财产的外国企业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即便是一家与美国无直接关系的外国公司，只要在古巴经营涉及相关财产的业务，就可能在美国面临法律追讨。由于担心会损害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历任总统长期暂停执行第三编规定，但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重新启动，重创了外国投资者对古巴的信心。

伦敦大学学院美洲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指出，在冠病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美国制裁已开始压制古巴的经济增长，影响首先体现在美国游客锐减与能源供应受扰；疫情冲击后，“与其他加勒比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制裁阻碍了古巴的复苏进程”。

她认为，古巴当前的经济危机，“美国制裁是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瑞士政府经济事务秘书处去年10月发布的《古巴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制裁对古巴的真正杀伤力，并不只在于压缩双边贸易规模，而在于通过支恐国家标签，以及《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系统性切断古巴接入国际金融与信用体系的能力。

外部压力与内部体制缺陷 叠加形成经济“完美风暴”
不过，仅将古巴当前的危机完全归因于美国制裁，未免流于简化。

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研究员托雷斯（Ricardo Torres）受访时指出，美国制裁加剧了古巴经济的脆弱性，但危机之所以迅速恶化，根本原因在于外部压力与内部结构性缺陷相互叠加，形成一场“完美风暴”。

古巴经济长期以高度集中的国家主导模式运转，关键资源配置缺乏市场调节弹性。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仍能获得友国支持时，这一体制尚可依靠补贴和管制维持运转；不过，一旦融资受阻、外汇紧缩、外部冲击叠加，其低效率和低弹性的弱点便迅速暴露，经济体系缺乏缓冲能力。

在这种结构下，若当局在关键政策上判断失误，问题往往会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过去60多年间，尽管关于体制崩溃的预测反复出现，但古巴社会仍展现出一定“韧性”。

英国学者莫里斯指出，这种“韧性”的代价，是古巴民众长期承受的人道与福利损耗。她警告，若外部能源供应进一步受限，古巴经济很可能再次萎缩，政府被迫削减能源补贴，把财政与社会承受能力推向极限，而国际经验显示，这往往会对公众信任与政治支持造成严重冲击。

不过，莫里斯强调，外部强压未必立即撼动体制本身。美国的强硬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激发古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冲部分对政府的不满。此外，同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相比，古巴目前在石油与粮食方面的自给能力已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体制的生存空间。

国情与条件大不同 古巴难走中国模式
至于外界屡屡提及的“效仿中国模式”，美国学者托雷斯直言，古巴不具备可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发展条件。

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在一党执政框架下推进深度改革，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拥有绵延千年的制度传承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长期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主导运作，改革多是在既有体制内进行调整与延展，而非彻底推倒重来；同时，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充足的政策回旋空间。

古巴既不具备相近的规模条件，也缺乏可供分层试错的制度环境。

托雷斯认为，古巴的问题并非缺乏发展潜力，而在于长期误读自身历史与地缘政治位置，迟迟未能正视一个已被证明难以为继的经济模式。

“古巴必须设计属于自己的改革路径，而这一路径，必然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但在这一过程中，古巴青年已经用脚投票。对于许多像胡安这样的青年来说，寻找国家的发展路径太遥远，明天能不能吃饱饭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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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一起看，好像从古巴大量引入新娘可行啊。

想起来，大量不要彩礼的新娘涌入中国的话，对中国的“彩礼族”是不小的冲击啊。接下来该“田园女权党”大声疾呼阻止外聚新娘了？

不过到了婚恋开始谈性价比，本身就是个挺悲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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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月    时间: 5 小时前
近几年国内彩礼重新泛滥确实导致社会风气恶化。我家领导是江西妹子，想当年问我“我爸让我问一下你家彩礼给多少”我大吃一惊，脱口而出道“彩礼不是旧社会的吗怎么现在还有？”可能是我的惊讶不像作伪竟然就这样混过去了，一分钱彩礼没给就告别了光棍生涯。

我在三线企业出生长大的，真的从来没听说过彩礼这种东西。也就是前几年才后知后觉知道原来江西是彩礼大省，真是汗死。

现在彩礼动辄十几二十万甚至更高，还有订婚礼，三金五金。我家湖北保姆的儿子娶媳妇彩礼竟然要23万。这TMD是旧社会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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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晨枫    时间: 3 小时前

五月 发表于 2026-2-14 22:13
近几年国内彩礼重新泛滥确实导致社会风气恶化。我家领导是江西妹子，想当年问我“我爸让我问一下你家彩礼给 ...

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还有彩礼这回事。

我女儿结婚的时候，男方倒是问过彩礼的事。我一口回绝。我又不是卖女儿，要什么彩礼。

现在想起来，要了彩礼，好像女儿真成夫家的人了，那我不亏大啦。

国内这个彩礼文化是婚恋文化里最糟糕的东西，但现在竟然还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收彩礼是对女儿将来不能对娘家尽孝道的补偿。什么狗屁！现在还想着儿女的孝道就是老来伺候？别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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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故乡在喀什    时间: 2 小时前
在中国找女朋友不容易。因为很多中国女孩非常物质化，情绪化，网络化。 让人敬而远之，避之不及。

有一个70后的新疆同乡在印尼找了一个18岁的妹子，入了伊斯兰教，现在儿子两岁了。我觉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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