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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晨枫 时间: 3 小时前
标题: 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李林杰：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以中国舆论场域漫天兴起的“悼明风”为代表，将中华民族之国族民族主义推向汉族主体民族主义。如何与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相处，考验着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

近期公布的《中国2025版课程标准》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一项重要修订，是将旧版课标中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调整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一术语变更迅速引发学术争议：部分观点认为这构成对历史事实的“去专制化”处理，另有观点则视为文化自信的体现。然而，若仅将此视为史学概念之争，可能低估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转向。

此次修订首先触发学界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属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论辩。支持“君主专制说”的学者秉持王权主义范式，系统分析君主在传统帝制中的角色、地位与功能，指出古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于王权对社会的主导性支配——道德原则的制定、社会舆论的导向，以及最终裁判权均集中于君主，他的意志直接决定个体的是非评判与荣辱予夺。

即便制度内部存在相权等分权设计，此类权力本质上属于君主授予的派生性权力，存续始终依附于君主个人意志。

反对方学者则强调历史事实的实证维度，主张摆脱韦伯式理想类型的纯粹性追求，认为君主专制中“专”的表述应具备可验证性。基于此，帝制时期强韧的地方自治传统、宗族治理体系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政府，对于君主意志的事实制约，使得“专制”概念难以完全契合历史实态。社会并非可供君权任意操控的原子化状态，君主意志在官僚体系内的贯彻亦非始终如一。

争议根源在于君主专制概念，兼具规范性与事实性双重维度。

倾向在传统中探寻连续性资源
规范性维度体现为对权力形态的理想化界定，事实性维度则要求基于历史实证。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对古代中国是否符合君主专制核心要件的判定，存在根本困难，尤其关于君主权力“专”的程度界定，始终存在持续的学理争议。然而，教材表述变化的核心关切，并非学术判断本身，而在于当代中国不再以单一的否定性现代性视角，审视自身传统。具体而言，此命题的关键并非执着于事实还原的精确性，而在于当下价值基准的可能转变，即对古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从一种总体负面的评价立场，转向趋于中性的立场。

与此前较长时期内，以批判、否定为主导的叙事不同，中国当前更倾向于在传统中探寻连续性与可资继承的资源，而非仅视为须被现代性超越的对象。它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态度，已从晚清以降持续的总体性批判乃至革命性否定，转向一种内在继承与建设性接受，不再囿于单一的否定性现代性视角。这一价值转向并非偶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构建以效率、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经济价值体系，并由此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跃迁。然而，在此进程中，经济理性事实上占据公共价值叙事的中心地位，致使文化意义、历史连续性与共同体责任等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经济理性能够解答“如何增长”的问题，却难以回应“为何共同生活”的意义追问，这种意义层面的悬置，逐渐显现内在局限。

正是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逐渐显现出二次价值重构的历史需求。这并非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是成功所衍生的逻辑延伸：在完成物质现代化之后，社会开始重新寻求能够整合经验、塑造主体并赋予历史方向感的价值框架。就此而言，这更近似于一场象征性的叙事与价值坐标革命，而非制度意义上的革命。也即在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程度后，在与之伴随的价值真空与废墟中，中国开始拥抱本民族的主体价值、意义认同与情感归属，将价值的合法性担纲于民族概念本身，这是一场静悄悄的价值革命或文化革命。在现实层面，这种价值重构往往通过重新评价历史、强调文化连续性与共同体责任，个人被重新嵌入一种更具纵深感的民族叙事之中，从而获得超越纯粹经济目标的意义坐标。

近代以前，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高自尊—低反思”自恋结构之中，文化正当性与历史连续性未遭根本性质疑。近代冲击的到来，尤其在列强入侵与制度失效的双重打击下，此集体自恋结构遭遇剧烈挫败。由此产生的，并非单纯的自我反省，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自恋性创伤。

在此背景下，自恋能量并未消弭，而是发生方向性转移：一方面转向自我攻击，表现为对传统的全面否定以解释失败；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外部范式的模仿，将他者文明依次理想化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性模板。无论何者，心理基础皆非自信，而是受挫自恋在自我惩罚与自我否定中的扭曲形态。

力图重建更为稳定的集体自尊结构
及至经济水平、国家能力与制度稳定性逐步恢复，此种以自我否定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渐显不可持续性。持续的自我攻击难以继续提供发展动力，单向度的外部模仿亦无力回应“我是谁”的根本性诘问。正是在此节点，自恋性修复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机制开始浮现：曾被压抑的历史正当性、文化价值与文明连续性，被重新纳入可被言说、可予肯定的公共叙事范畴。

必须指出，此种自恋性修复并非必然导向自我膨胀或对他者的贬抑，而是更接近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复位”——在承认近代创伤与现代制度成果的同时，停止将自我否定作为唯一合法的认同根基。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的价值重构，并非复归前现代的自恋自满，而是力图在受挫与恢复之间，重建一种更为整合、更为稳定的集体自尊结构。

但若这种自恋性修复不能批判性审视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势必不可在平常心下树立自然的自尊与自信，而会导向傲慢与自大。一种健康自然的对本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总体接受，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内容中的一切不加反思地概括承受，而须清醒直面“长”与“短”，在此基础上再寄予意义归属。诸如中华传统与文化中一个突出特色，是对“人”之概念的着墨，无论是作为圣君、贤臣，还是作为百姓可及的君子，均将一种价值期待附着于一个又一个具体之人上。这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一个人向善向好的可能，推进整个民族奇迹般的改善力。

但与此种价值角色相伴随的，一方面是殊大的责任，乃至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与命运，担纲于一个具体之人肩上，构成一种莫大的荣誉以及不可承受之重量；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权力，若仅凭道德勉励与内心革命，或许并不能在国家、社群、团体乃至家庭中，去完成角色的应然。此种以个人生命之重量来承担王朝兴亡，赋予本民族文化以独特的美学色彩，或许亦需要价值层面的反思，以制度、契约、程序、规则等抽象物来分担个人之责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同建制派价值革命相并行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转向，以中国舆论场域漫天兴起的“悼明风”为代表，将中华民族之国族民族主义推向汉族主体民族主义。如何与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相处，考验着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或许应有比单纯堵塞更适宜的方法，来纾解此自然的情感张力。这关乎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是将民族主义作为整合性、动员性与自恋修复性的力量，而非社会撕裂的又一情感战场。

作者是四川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博士生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 ... 29?ref=home-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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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有点意思。这个“自恋性修复”的说法好像以前没有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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