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背后的悲悯与空寂——唐诗论情之王梵志 - 爱吱声

唐诗论情系列写过了初唐的杜审言，盛唐的崔颢，中唐的元稹和晚唐的罗隐，几乎把各个时代的代表性八卦人物都聊了个遍。但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缺了一个不属于士大夫主流圈子，却又真真切切代表着大唐民间情感的声音。所以呢，在梳理这片文学星河时，俺还是决定写一写王梵志，一个长期被主流视野忽略，甚至连生平都笼罩在重重迷雾里的“俗”诗人。

坦白说，初读王梵志的诗，你很有可能会感到些许的“不适”或“意外”。他的语言，几乎完全脱离了我们熟悉的典雅范式，满篇都是大白话、口头语，甚至不乏俚语俗諺，读起来跟我们印象里辞藻华丽、意境悠远的唐诗完全是两码事。他诗歌的内容，也多是柴米油盐、人情冷暖这些最接地气的话题，还常常带着浓厚的佛教劝世味儿，直白地宣讲因果报应。这种鲜明的“俗”，让他在讲究含蓄蕴藉的传统诗学体系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正如璞玉要打磨，王梵志诗歌的价值，恰恰就藏在这看似不起眼的“俗”之中。这个“俗”，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成了他抵达“真情”——一种未经粉饰、直面生活真相的情感——的独特路径。他的诗，感觉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市井生活里直接淌出来的，真实得令人心惊，也真诚得叫人动容。

所以，要走进王梵志的情感世界，我们第一步必须得穿透笼罩在他身世上的重重迷雾。这个人，姓名、年代、籍贯、身份，样样存疑。现存文献不仅稀少，还充满了矛盾甚至神异色彩，什么“生于林木之上”、“生于树瘿中”，纯然是一套志怪小说的文风。这给咱们勾勒他的清晰画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这片历史迷雾本身，恰恰为我们理解其诗歌的情感底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做一个大胆的推演吧：一个连姓名籍贯都模糊不清的人，极有可能意味着他长期游离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外，是个官方历史记录里的“失语者”。而正是这种可能的边缘地位，塑造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他的“情”，首先是生存之情，是来自底层的、带着烟火气息的真实呐喊。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让这位神秘诗人的大量作品重见天日，也由此引发了中外学界，特别是以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先生为代表的研究热潮。我这篇文章还是聚焦于“唐诗论情”的视角，看看王梵志的“俗”，是如何炼成他的“真”的？这位看似非主流的“俗”诗人，又将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丰富我们对于“唐诗论情”这个宏大命题的理解？

先说姓名，敦煌卷子里“王梵志”和“王梵”并存。“梵志”源于梵语，意为清净之行，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究竟是本名、法号，还是后人加上去的？没个定论。再说他活着的时代，那更是众说纷纭，跨度极大。从隋末唐初到盛唐，再到中唐，不同的时代定位，意味着他反映的社会现实截然不同。是隋末的战乱之苦？是盛唐繁华下的贫富差距？还是中唐动荡后的世情百态？不同的背景，会让我们对他诗中反复出现的贫困、批判和生死感悟，产生完全不同的解读。

他的籍贯，同样模糊。河南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是最常被提起的，但也有西域之说。至于社会身份，虽然没直接证据，但从他诗里对底层疾苦的深刻洞察（“他人见我贫，侮我欺我老”）、对富人贪婪的辛辣讽刺（“富儿贪积聚，愚痴无智慧”），以及那通俗直白的语言来看，学界普遍认为他绝非出身钟鸣鼎食之家或科举入仕的士大夫。他的人生轨迹，很有可能与李白、杜甫那帮主流诗人截然不同。

所以呢，以这煌煌史书……哦不，是以这片围绕他生平的迷雾来看，其中透露出的边缘身份，深刻地塑造了他诗歌的情感底色。不同于那些身居庙堂或纵情山水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情感或系于家国，或寄于风月，总带点精英视角。王梵志的“情”，则更直接地根植于生存的挣扎、日常的观察和对命运的追问。他对贫困的体验是切肤的，对不公的批判是直白的，对生死的感悟是惊悚的。这种情感表达，鲜少经过上层社会诗学规范的“过滤”与“美化”，呈现出一种近乎“原生”的状态，如同未经雕琢的矿石，粗粝却闪着真光。可以说，他生平的模糊性，恰恰为其诗歌中那种独特的“真情”奠定了基础。

王梵志的诗歌语言，在整个唐代诗坛堪称一股“异流”。他几乎完全摒弃了文人诗歌常见的用典、对仗等技巧，大胆地使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入诗。诗句明白如话，例如，“儞（你）看世间人，个个爱钱财”，语言简单直白，毫无矫饰。这种风格，与主流文人追求的语言精炼、意蕴含蓄形成了鲜明对比。

古典诗词的“雅言”，擅长营造意境，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而王梵志选择的“白话”，则天然地赋予其情感表达以无与伦比的直接性和冲击力。当他描写贫困、疾病、死亡时，他的语言如同生活原石，将生存的艰辛、内心的苦闷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例如写自己穷：“盖（乞讨）得一文钱，相应（立刻）用一文。若还（如果）盖不得，肚里（饿得）作雷鸣。”这种描写，没有丝毫美化，只有生存的窘迫和生理的直接反应。这种直接性，使得他诗歌中的“情”具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力量。它不是文人笔下经过提炼的“雅情”，而是更接近生活本源的“俗情”或曰“真情”。

苦难体验与深切悲悯，这是他诗歌中最动人的情感基调。他以惊人的坦诚，记录了底层民众的种种苦难，尤其是贫穷带来的屈辱。“一生不自（足），推（被）他（人）驱使东西。……为他作奴婢，终日受鞭捶。”这不仅仅是诉说，更是对所有受苦者的描绘。他对社会不公，如富人的为富不仁、亲友间的嫌贫爱富，也常常予以辛辣的讽刺（“富儿悭（吝啬）惜易，贫儿施与难”、“贫穷亲戚离，富贵他人合”）。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感到一种源自亲历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缺乏许多精英视角下的俯视感，显得尤为沉重、真切，深藏着一种对同类不幸的理解与同情，即“悲悯”之心。

焦虑劝诫与入世省思，王梵志的另一大特色，是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劝世诗。他像个苦口婆心的长者，不厌其烦地告诫世人不要贪恋财色名利（“世间何物最堪（值得）留？积财积宝转（反而）添忧”），强调因果报应（“行恶得恶报，行善得善因”）。这些诗歌背后，涌动着一种深切的焦虑。诗人似乎对世人的愚痴、贪婪感到忧心忡忡，急切地想要唤醒他们。这种情感，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智性思考与感性关怀的结合，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干预世道人心的“入世”一面。

生死勘破与空寂超脱，与前两者形成张力的是，王梵志的诗深受佛教“空”、“无常”观念的影响。他反复吟咏富贵的虚幻（“纵使积金玉，无常业风牵”）。许多诗都在劝人看破红尘，放下执念（“但知一切空，那（哪）得有烦恼”）。这种对世俗价值的否定和对涅槃境界的向往，使其诗歌常弥漫着一种空寂、冷峻的色彩。这看似导向一种“无情”或“去情”的境界，但其实并非麻木或绝望，而是一种基于特定哲学信仰的自觉选择，是试图超越和转化世俗情感的尝试，是一种深刻哲思后的清醒与释然。这代表了他情感世界中“出世”的一面。

所以呢，王梵志情感世界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这几种看似矛盾的情感主题的复杂交织：他既有对现实苦难的深切悲悯（“入世”），又不断宣扬空寂思想，追求“出世”的超脱。这种在“悲悯人间”与“勘破红尘”之间的徘徊与挣扎，构成了他“论情”的核心特质，也使得他看似简单的“俗”语，蕴含了异常丰富的哲理维度。

这首诗可以说是王梵志“俗”与“真”的绝佳写照。“俗”在哪？语言极其朴实，如同唠嗑。“大马”、“驴子”、“担柴汉”，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真”情何在？情感复杂而真实，甚至有点“不上台面”。首先是承认自己地位低下的无奈与自嘲。接着，“回顾担柴汉”是关键，通过与境况更差的人比较，获得了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心下较些子”，意思是心里稍微好受了点。这并非什么崇高精神，而是一种极其普遍、甚至带点“阿Q精神”的凡人自我安慰。王梵志把它如实地写了出来，这份坦诚本身就具有力量。

对比“雅”诗：想想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样写贫困，杜甫迅速将个人苦难推及“天下寒士”，情感升华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这是典型的士大夫情怀。而王梵志则停留在个人感受的直接抒发和略显局促的自我排解上。一个“雅”在情怀宏大，一个“俗”在情感直白，但都因其“真”而有价值。

这首诗最具冲击力。“俗”在哪？将坟墓比作“土馒头”，将活人比作“馅草”，这是极其大胆、甚至骇人的俗语比喻，完全打破了文人对死亡意象的传统处理方式。“真”情何在？情感并非简单的悲伤，而是一种冷峻的、带有黑色幽默的哲思。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示了生死的普遍性（“一人吃一个”），以及在死亡面前，一切世俗追求都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情”，是一种勘破表象后的惊觉与醒悟，是对生命真相的残酷认知。这是“情”与“理”高度融合的典范，用最通俗、最震撼的方式，传达了最深刻的哲学思考。

对比“雅”诗：想想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同样感叹生命短暂，陈子昂的诗意境宏大，抒发的是一种深沉的、富有张力的孤独与苍凉。王梵志则完全不同，他抓住一个日常食物作比，将抽象的生死哲理拉回到具体甚至粗鄙的层面，以一种“当头棒喝”的方式警醒世人。一个“雅”在境界阔大，一个“俗”在比喻惊骇，两者都触及了存在的根本问题。

这两首诗是王梵志大量劝诫诗的代表。“俗”在哪？描写的行为和场景都非常生活化，语言是叙事性的口语。“真”情何在？主要是批判、讽刺与警示。《一生不烧香》讽刺了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功利心态，诗人似乎对此感到不耐烦甚至鄙夷。《富儿贪积聚》则嘲弄了世人无休止的贪欲及其最终的徒劳。这种情感是基于对人性弱点和生命真相的深刻洞察后的嘲弄与警醒。

很有意思的是，王梵志的诗歌跨越了语言和文化，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考察他在东瀛的流传与接受，更能从一个异域视角，为我们审视其情感内涵提供独特的参照。王梵志的诗何时传入日本已难考证，但真正让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无疑是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正是基于这些宝贵的文献，日本学者，特别是以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先生为代表，在王梵志诗歌的整理、校勘和解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今天对王梵志的认识会模糊得多。日本学界之所以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源于他们独特的视角：一方面，他们极其重视其诗中丰富的俗语、口语的语言学价值；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倾向于从思想史，特别是与禅宗的联系来解读。他们注意到，王梵志诗中那种直指人心、破除执念、强调当下觉悟的特点，与禅宗精神颇有相通之处，这在禅宗文化影响深远的日本极易引发共鸣。因此，在跨文化的阐释中便出现了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当中国学者可能更侧重于将他定位为白话诗先驱，强调其诗中对苦难的控诉、对不公的批判等“入世”情感时，日本学者则更倾向于透过其语言，挖掘其中所蕴含的趋向空寂、超脱的哲理情感，其智性与精神超越的“出世”一面被更加突出。这种阐释上的差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王梵志情感世界的理解，它告诉我们，王梵志的诗不仅有对现实苦难的血泪控诉，也有对终极解脱的深刻向往。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过于强调其禅意或空寂的一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他诗歌中同样强烈的、对现实贫困的愤懑、对社会不公的直接批判等更具烟火气的批判性情感。所以这个事情要辩证的看。

王梵志的情感世界，其核心魅力正在于他以最“俗”的语言承载了最“真”的情感，并且始终贯穿着“情”（感性体验）与“理”（佛教哲理）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交织与张力。从《他人骑大马》的辛酸无奈，到《城外土馒头》的冷峻哲思，再到对世道人心的不留情面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甚至充满内在矛盾的情感光谱。他用最大胆、最直白的民间口语，抒发着最切肤的感受，同时也传递着他所体悟到的最深邃的思考。这种在深切的“入世”悲悯与深刻的“出世”哲思之间的不断徘徊与碰撞，构成了他情感世界最迷人的特质。

因此，尽管王梵志在形式上与唐代主流诗坛保持着距离，甚至长期被视为“不入流”，但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其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极大地拓展了唐诗情感表达的边界，将非精英阶层关于生存挣扎、世态炎凉与生死恐惧的直接感受，以最大众化的通俗语言纳入了文学史的视野，使我们对唐代社会整体的情感图景认知变得更加完整、立体。同时，他也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情”“理”交融的独特范式，证明了诗歌同样可以成为承载深邃哲学思考与进行人生反思的有力载体。更进一步说，他还是一个绝佳的跨文化情感研究样本，其诗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不仅证明了他“论情”方式的普遍感染力，更通过中日学者解读的侧重不同，生动揭示了情感阐释深受文化语境的影响。

所以说，这位曾经在历史迷雾中失而复得的“俗”诗人，以其独特的“俗”与“真”，以其在“情”与“理”之间的深刻求索，最终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的情感光谱上，牢牢占据了一个连接精英与民间、文学与宗教、此岸与彼岸的特殊位置。他如同一面未经打磨的古镜，映照出大唐盛世繁华之外的另一重真实。也许，在仰望那些光芒万丈的星辰时，我们切莫忘记去凝视这些看似微弱却同样蕴藏着深邃智慧与真诚情感的光芒，因为正是这无数或明或暗的光点，共同构成了那片名为“唐诗”的浩瀚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