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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大棋局之七——春天的故事 [打印本页]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3 07:36
标题: 中国大棋局之七——春天的故事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今天，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尤其需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的历史经验，以得出对今天的“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启示。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考察湖北、广东、上海等南方省市，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经中共中央归纳整理，作为“南巡谈话”传达，后收入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编订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第三卷，也是整个《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献。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发文传达“南巡谈话”是在南巡结束后七天的2月28日，而真正确定如何理解和贯彻“谈话”的精神实质，是由3月9日、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当年，中国足协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会议，讨论“落实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深化改革，解放足球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讨论一年后开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些媒体呼唤，希望这次“红山口会议”成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但事实证明，这个呼唤有些过于乐观了。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而言，从小平南巡到政治局会议结束，却可以称为“又一次遵义会议”。

就规格而言，一次是政治局会议，一次是长征途中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其过程而言，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小平南巡发表一系列谈话的过程，实际也是在以“隔空喊话”的方式，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说服其他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的过程。当时的领导层，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密切关注的。布置发文学习，实际也是也是启动了一个收集反馈意见的程序。到3月9日之前，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因此，在3月9日和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实际是经过了充分的酝酿的。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在“南巡”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实是这次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会议，仅就其作为一次会议的意义而论，其历史作用，起码不在当年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没有形成统一的、成熟的指导思想的遵义会议之下。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3 08:17
   更进一步分析，如同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首先是因为其形成的路线，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会显出其意义。而这三次会议确立的路线，又是在指导思想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的困惑，才得以确立起来的。而在小平“南巡”之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思想困惑是：在国内发生经济领域的混乱，引发了政治风波，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些困扰甚至混乱；在国际上，苏联东欧改革失败，引发了“苏东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全面低潮期。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是否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如果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注意把握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实有两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暂缓改革开放，对所有的政策进行重新梳理甄别，以免“苏东波”延及中国；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苏联都没有顶住“和平演变”的“国际大气候”，中国也不应该抵制，索性将改革开放定位为“全面接轨”就是了。表面上看，在当时的各种文件、讲话和官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前一种意见是“主流”；但实际上，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在现实中却掌握着相当一部分政经资源，且有着相当的社会思想基础。经历过二十年前那个阶段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些印象。

   由上述情况可见，在当时，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迷茫。应该承认，就直观的逻辑而言，上面两种想法，都是说得通的。客观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机体中，移植生发一些资本主义的成分；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进行与西方的交易与妥协。在原则上，无疑应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自主原则；但在实践中，会不会出现反客为主的情况？应该怎样对待和认识这种反客为主的风险？这确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的根本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问题尤其是性命攸关的。这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论述。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现实的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遇期，下一次何时出现，甚至能不能再出现，都是很不确定的。对这一点，至今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就需要一个展开的分析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0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美国、苏联、中国三个大国，各自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和模式。

　　美国显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模式，它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产品的极大的丰富，也不是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的精益求精，而是投资者也就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它又有着很明确的很坚定的一个基本的、清晰的国家战略。最初，它是一群在传统的欧洲社会，因为人均资源的矛盾无法缓和，最后逃逸出来，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的可能的，这样一个群体建立起来的契约社会。
　　这样的契约社会里面，它要确保每一个人的欲望，得到尽可能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也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天然的具有一种战略性的对外的扩张性。但是在它自身的实力和内部整合还不能为这种战略扩张提供实力支撑的时候，它会选择高度务实的国家发展战略。这种高度务实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是在孤立主义前提下迅速的实现领土的扩张和内部的整合。这样一种领土的扩张，就是西进运动；它的内部整合最高潮就是南北战争。但是无论是西进运动还是南北战争，它都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斗争，而是有着扩张和整合自身资源的一个基本的趋向，作为它主要的驱动的力量。在这样一个过程完成之后，它就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战略上、地缘上的优势。

　　美国战略上的优势就在于，它有着一个广袤的领土和统一的国家主权，同时周边的地区又是可以被它所覆盖和控制的地区；而地缘上的优势，就使外部的强权，对于它进行干预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清晰的国家主权和战略意识，以这种独立的国家主权和清晰的战略意识，一方面实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来扶持本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行一种全国性产业的布局和资源的配置。那么这种全国性的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最终的结果就是，粗糙的，但是有着巨大的规模效益的，廉价的美国制造的产品终于冲垮了那些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质量上的明显的优势。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美分的价格优势所不能抵消的品牌忠诚度”的内涵所在。

　　与美国相比，不论是在工艺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乃至于引领了整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德国，还是和美国几乎采取同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的日本，都没有完成如美国那样后来居上的反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战略环境是非常有限的，战略处境又非常险恶的。最终美国所确立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用自己的规模的优势冲垮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质量、工艺和品牌方面的优势，最终确立起自己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确立了这种主导地位之后，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又确立了主导者的地位，利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与军事政治上的主宰者的地位，共同筹划，最后确立的，是美国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或曰按照机器文明的基本逻辑，对资源进行最优化最高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它又为本国资产阶级圈定了一个最大限度地在这个体系中获益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就是，以军事、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来维护美国在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以美国在金融方面主导地位，支持美国在它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一个最大限度的利润率和控制力。这种利润率和控制力，使得美国获得了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一个制度性的收益。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0
这种制度性的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它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来对于本国的普通国民进行赎买，进而建立起来美国的一个繁荣稳定充满活力的形象，并以这样一个形象，在各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之中，确立了自己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号召力。因此我们讲，美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世界确立了一种普世价值。但是这种普世价值，其实又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价值取向。这样一种非常庸俗的价值取向，就是按照某一种规则——不论这种规则是否合理——确立起一个利益分配结构，然后所有的人，如果你不能够改变自己在利益分配链条中的地位的话，那么你就要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就所谓美国所推动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所在。但是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需要的是不断的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个体系，使得这样的体系关于产业优化配置的链条，能够不断的细化和延展，在这个不断的细化和延展的过程中，处于这个产业链条不同的位次的经济体，会逐步的接近美国那样一个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进入一个美国所主导的“因自由而繁荣富足”的社会状况。

　　也就是说，在二战之后第一波接受产业转移，然后为美国打工的，被马歇尔计划所覆盖的，是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二波就是南欧和东南亚以及拉美的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随后在制度上实现了与美国接轨，这就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民主化的第三波，与经济上的由美国进行产业配置的第二波的国家，是具有高度的重叠性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是受美国所主导的产业优化配置，一方面巩固自身的对于产业链最高端的绝对垄断和控制，另一方面提升和改善产业优化配置的第一波所波及的，西欧和日本的这样的国家，提升它们的位次，也就是说找到新的支撑点。这样使得在战后，包括改造日本和德国的过程，以及巩固欧洲的所谓的“民主与法治”社会，所取得的制度成果，在这些国家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

　　另一方面，随着南欧、拉美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在产业环节中逐步地承接了日本和西欧国家的转移，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也实现了与美国的接轨。当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制度基础，以及它自身的传统的积淀，与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样一种制度上的接轨，在这些国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不如在日本与欧洲那样的整齐，而表现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特质。但是从整体而言，一直到所谓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第二波与这个所谓民主第三波的阶段，美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的，也是体现了全面优势的。

　　这种优势能不能继续成功，能不能延续下去，要取决于在拉美、南欧、东南亚之后，下一波或者下一个承接产业的转移的经济体，是否能够如美国所愿，在主权上被美国控制，在制度上与美国接轨。只要这样一个新的经济体，在主权上被美国所控制，在制度上与美国接轨，不论这种接轨和这种控制给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批新的经济体带来什么，对美国来讲，它这种模式就又一次向前延伸，它的地位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这是美国的制度基本的内涵和它内在的需要。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1
与之相对的，就是苏联的这种模式。分析苏联的模式实质，我们也要回到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看。

　　从蒙古帝国独立出来之前，俄罗斯或者说罗斯这个民族，她是否是一个部落社会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斯拉夫，在拉丁语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它究竟是欧洲中西部的先发展的西方世界的一个奴隶的来源，还是一个初步形成的部落社会，其实是需要深度研究的。但是，自伊凡雷帝建立起俄罗斯帝国之后，它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但是这只是制度上的完成，真正社会的主体，还是停留在一个农奴社会与部落之间的过渡的状态。而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这个机体，她的头脑开始和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制度和文化对接，躯干还是传统的，从部落社会向农奴社会的过渡的形态，而它的手足，则是那些基本上处于蒙昧状态的所谓的工匠，所谓的农民。甚至你很难将这些农民称为“农奴”，他们只是蒙昧状态的，刚刚摆脱了两只脚的动物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个民族由此确立起来自己的特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民族进程中，真正取得决定性地位的，可能不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那样的一个群体，或者制度方案，而是最有行动力的那个群体，所选定的制度方案。不论暴力的彼得大帝，还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后来的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一直到最后解体的过程，事实上，反映的都是这样的基本的规律。

　　但是这个民族还有另一个特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方案，很容易在它真正的被落实后，迅速的僵化。因为这只是少数人组成的群体，凭着一种责任感，凭着一种对于更合理的社会的设想去实践。同时由于大多人的蒙昧和不自觉的状态，以及由于俄罗斯自身的庞大体量与资源优势的结合，使得这样的体制一旦确立起来，如果没有另一个更有行动力的精英群体来提出新的方案的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僵化的体制内部的某些人，自觉地来主动改造体制的话，那么这种体制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对于俄罗斯那样的情况来讲，任何一个制度其实都是一个早产儿。但是，又有足够的资源，供一个社会的先知先觉的群体在确立共识后，将制度建立起来，并很严谨地运作下去。

　　这样一个早产儿，它一旦作为制度，被真正确立之后，不可避免的会迅速僵化，然后就会发生精英群体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和疏离，最终使得制度本身失去自我改良的，或者说维护这个制度最基本的内在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论改良这个制度还是维护这个制度，其实会让大多数人觉得与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一旦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不论是要维护这个制度还是要改良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群体，表现出来坚定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性，然后发挥他们自身的行动能力，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所谓的政治策略。否则，这个制度不论是被维护还被改良，都是不可能的。这是苏联解体的一种根本历史文化上的原因。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2
那一代革命者，甚至说自彼得大帝开始的，一代一代的俄罗斯社会精英分子，他们可能推进社会的形态和组织方式上的乃至于具体的物质、科学、文化成果上来取得重大飞跃的时候，甚至走在人类的最前列。但是这一切，既是由巨大的智慧和献身精神所决定的，也是由俄罗斯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制度一旦进入僵化状态之后，它不论改变还是被终结，它的过程往往在其他民族看来，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流动性极强，而且持续上千年的历史，不同阶层、不同的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皇家还有草鞋亲”，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会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到瞠目结舌。但是这就是俄罗斯真实的历史。

　　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首先为了政权能生存下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武装的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对于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甚至军事扼杀的或者说绞杀的直接危机暂时缓解之后，列宁开始新的关于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探索，就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苏联事实上的外部环境重新的险恶起来。

　　一方面，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度过了战争后期的危机和虚弱的状态，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当时的这样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本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赶超者还继续的谋求赶超，美国努力谋求取代英国、法国的世界主导者的地位，而英国和法国则在全力维持自己的这样的地位。这就使苏联的战略环境面临着两重性：帝国主义国家的之间的矛盾，是可能被它所利用的，让它自己得到发展的；另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自身的矛盾，它会选择妥协，然后把主要力量的投入到颠覆苏联的努力之中，最终通过得到苏联的资源和这种所谓战略生存的空间，来缓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矛盾，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社会矛盾。这些都会谋求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缓解。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所谓的德意日反苏轴心的形成。

　　我们今天读一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按有些人的说法，里面的内容海阔天空，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可言。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宣扬德国必须向东部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宣扬，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那些政治家们，忽视了这些公开的宣传，才使得整个西方确定了在德国支持希特勒，来抵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向中欧冲击的趋势。

　　这是苏联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客观现实条件。对斯大林而言，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的意图还没有明确之前，迅速地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不论是用什么方式，不论采取什么体制，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制度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但是首先要让苏联生存下来，首先必须要让苏联发展起来。而要想发展起来，苏联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选择可以最快的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后来的一场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中出现的机遇和条件，来迅速的完成苏联的工业化，而且是重工业化。

　　斯大林一方面很成功的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他最成功的表现，就是在一战中，沙皇俄国是一个拖后腿的盟友，是一个蹩脚的参与者。沙皇俄国的军队和意大利的军队，一个共同特点是，士兵在战争中极容易发生溃逃，在溃逃中，他们喊的号都是“打倒军官”！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新的军队，在二战中，承受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的冲击，最终他消灭了这支陆军70%以上的主力，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3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之后，这种体制也迅速的僵化了。这个体制的僵化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因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的就不是商品的极大丰富，不是人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不是资产投资的效率的回报。而是什么呢？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以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一方面，在物质上，要确保人民的合理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享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在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的优越性。最终，在这种人民的比较选择中，以及在国际上的斗争中，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它的体制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

　　第二，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俄罗斯也好，苏联也好，它自身的人口基数是有限的。那么它的市场，主要是消费市场的发展空间，必然是有限的。当不能有一个广泛的消费市场的时候，是无法进行的美国那种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循环，只能进行一种计划经济的，不断地按计划进行投入和产出的循环。而且为了避免资源的浪费，它的计划的水平，也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极限。可能一台机器，它的螺丝是在高加索生产，它的轴承是在西伯利亚生产，而它的底盘或者发动机是在莫斯科生产，但只要通盘计算，资源得到了最优化的配置，这样一种体制就是合理的。

　　而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在于一个经济体或者说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区，它是承载着整个的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的，这是和苏联的体制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某一个环节，是由某一个经济区，或某一个经济体完整地承担下来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区或经济体内部，有一种内在的互相交流的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内部，就会形成的一个小的商品交换的范围，形成一个更有效率的计划和体系，它可能不叫经济计划，而事实上是一个经济体系所指导的。因此，整个美国，对于这样一个体系的配置、策划以及运转的过程，具有高度的计划性，而且是一种有活力的计划性。但是这种有活力的计划性，它最终导向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最终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最终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在这之前，它更多地表现的是创造财富，以及在海量的财富基础上的，所谓的“社会和谐”的效应。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3
而苏联的体制呢？它更多的体制性的优势，在实现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赶超，而不是满足人的现实的需要和维持一个有活力的、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体系这方面。只有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我们才会有深入的理解。

　　比如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对民族问题是掉以轻心的，甚至说是以很轻慢的态度，来处理一些民族问题方面的敏感事件。他违背了苏联共产党一贯的原则，在某些加盟共和国，不是配备当地主要民族的背景的干部，任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一书记，而是配备了其他的民族的干部。根本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统一的，有着内在联系的体系。有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只要把事实上高度集权的，而在法律上规定的，各个加盟主体随时可以退出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转化成美国那种联邦制，所谓的民族问题，就会顺理成章地解决。所以它是非常轻慢地来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葬送了苏联。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计划性经济联系，而不是说每个地区主动参与的，积极推进的，公平自愿的一体化市场内的交易活动。这样一种联系方式，一方面是资源在整个联盟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另一方面是，这个最优化的配置，又是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需要，有一定距离的。因此这样的一个配置过程，必然是高度计划的，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同时，因为是最优化的配置，所以各个加盟的主体都认为自己是吃亏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吃亏，那么谁占便宜了呢？事实上，是整个联盟“占了便宜”。它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和最优化的配置。本来应该回馈给各个加盟主体，乃至于回馈给劳动者的部分剩余价值，成了实现国家实现经济科技发展赶超的这样的一个积累。这导致的结果的是什么呢？是联邦为了实现经济科技的赶超，来进行积累，所以减少了对各个加盟主体以及劳动者的回馈。但是事实上，在一个民族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会被简单地解释成，其他民族剥夺了某个民族，或者说整个联盟，以简单粗暴的态度，把应当回馈给我这样的一个加盟主体或者说民族的一部分的利益，简单粗暴地划拨给了其他民族。结果这样的一种全局性的通盘的经济布局，最后成了催化和激化不同加盟主体间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苏联的体制悲剧性所在。

　　而更大的悲剧在于戈尔巴乔夫，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所包含的风险，而是简单的认为，只要有经济一体化，就会有民族内部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团结。而且这样的认识，不是从戈尔巴乔夫才有的。而是从所谓的“苏联民族”的概念提出，苏联将自己的国歌从《国际歌》改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开始，这种意识，就成了整个苏联精英群体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共识性错误，最终导致了苏联悲剧性的结局。

　　但是我们要承认，斯大林那一代领导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对苏联体制的优势和弱点，是有深入认识的。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已经开始的环境下，苏联的领导人，从斯大林开始，到今天被我们认为是所谓“左”的，甚至“血腥的统治者”，像贝利亚、莫洛托夫这样一些人，他们都具有了初步的改革意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4
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态势了。在这样一个态势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的领导集体明显地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在人民生活水平与社会经济活力方面，表现出和西方的优势所在，在这样一场冷战对峙中，苏联将面临非常困难的环境。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迫切的需要可以承接和转移苏联自身的产能，然后在苏联主导的体系中，居于产业链中低端的新的经济体。这就是苏联对于中国态度的一种矛盾和纠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之所在。一方面，苏联希望中国成为这样的承接者和承担者；另一方面，苏联唯恐自己在战略上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而且有独立意志和独立能力的对手。所以从经济的本质要求来讲，苏联应该迅速的扶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现实的战略考虑来讲，又不能不提防中国的发展。

　　直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了和西方坚决对立的姿态之后，苏联才解除了这样的疑虑，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这种援助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尽快的建立起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独立需要经过艰苦的争取。如果这样一个体系全面建成的过程，完全是由苏联的支持和指导来进行，那么必然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体系在设备和工艺，以及管理模式和发展思路上与苏联全面接轨，一旦这样全面接轨建立起来，那么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性就被确立下来了，苏联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了。一旦建立起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就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在实质上成为苏联的附庸国，也意味着苏联可以在冷战对峙中因为中国的加入，因为中国自身国情的复杂和特殊，如果能够驾驭好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仅仅中国就可以为苏联所主导的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所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援助是那么的热切而真诚。

　　当然，要肯定的是，大多数承担具体援助任务的专家，他们是本着朴素的国际主义情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理解苏联的决策层，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只有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读一下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里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对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进行整风和大跃进，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5
比之在自己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各个经济体而言，中国实际可支配的人均资源水平，明显是有着很大差距的。比之当前在逐步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而论，中国也是一个人均资源最匮乏的经济体。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必须既要调动起本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这两个要求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道理很简单，就是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一个没有进取心的企业。只有在中国对各种合作伙伴，都表现出相当的合作潜力和价值的时候，才能使得中国有机会得到自己缺乏的资源，包括矿产、能源，也包括后来的资金和市场。

　　由于中国经济的后发地位，在原始积累阶段，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主要的获得外部资源的方式，就是争取苏联和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在冷战的背景下，第一步的原始积累阶段，当然需要从苏联争取支持，包括智力支撑；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要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但是，不论是从苏联得到支持，还是和西方进行交易，都是很难保持独立性。这就需要中国的历代领导人，能够把握好这个合作的尺度，使中国始终在自身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既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赶超发展的差距，又要保持在合作中的主动地位。实际上，不能尽快完成赶超，也就无法保持主动；不能保持主动，也就无法实现赶超。这就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但又坚持基本的原则，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在中国全面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毛泽东事实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共同的根本局限性所在，就是“见物不见人”。

　　美国的体制，是为了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直接满足资本的需要。苏联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为了直接满足资本的需要，但是事实上，即便作出最无私的理解，即便作出最正面的评价，我们也要承认，苏联这样一个体制，或者说领导这样一个体制的决策层和精英群体，他们所建立起这个体制，事实上是为了证明某种价值观念，某种制度的优越性。都是一方面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质上不肯承认大多数劳动者和消费者，在这样一个进程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见物不见人”。

　　不是因为看不到人的感情和欲望，不是因为不尊重这样一种感情和欲望，而是总是试图按照某种方向去引导这样一种感情和欲望。当然，精英群体对于大多数人这样一种引导地位和作用，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应该被否认的。它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也具有自己的正当性和进步性。但是引导向什么方向，这才是决定性的。是真正去发挥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是培养和激发人的主体性的意识，还是为了某种抽象的理论，或者某些人个人的利益或者小群体对整个社会控制力的增强的需要来进行指导，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苏联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而毛泽东对此是高度警觉的。他始终认为，应该在以调动绝大多数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的热情，这个基础和前提下，来进行战略的筹划和现代化的建设。如果背离了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那么可能在一时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或者优越性，甚至会被认为坚不可摧，是可以千秋万岁的，但是事实上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最终会碰到自己无法克服的最核心的难题。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6
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论，还是从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论，毛泽东都要坚决反对，极力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因此，他后来所谓的“大跃进”，后来所谓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利用美苏的矛盾，等等这些决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源之所在。

　　尽管在这之后，从反右斗争开始到大跃进，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乃至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国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之多，付出的代价非常之沉重，但是无论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是后面的几代领导人，这种意识形态基本的取向和坚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动摇。

　　在这之后，关于各种方案和路线的斗争，事实上只是不同策略、不同认识之间的斗争，不是基本的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党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才能在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及时地反思和修正；才能够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及时对前一阶段进行反思和调整。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想摆脱这样一种依赖，同时能最大程度地从苏联的援助中受益，他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出于种种策略的考虑，他采取了一些在有些人看来属于胡搅蛮缠的，具体的措施，最终既可以从苏联那里最大程度的得到了各种必要的援助，同时在这种援助转变为依赖之前，又及时的切断了这种援助。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顶住各种压力，最终不仅消化和吸收了苏联的援助，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事实上也开始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进程。这样一个探索进程中，有一些代表人物，表现了这样一种探索进程不同的侧面。

　　比如说陈永贵表现的是中国人这种“宁可累死不能穷死”的，在严酷的现实条件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内在的冲动。其根本的历史意义在于，是共产党真正在指导思想上，把农民上升为创造历史乃至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主体性的地位，是在毛泽东时代，才使中国农民真正有了创造历史的自信，直到今天，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创造历史的自信，仍然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核心的动力。

　　再比如王进喜这个人物，反映的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巨大的战略压力下面，在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积极进取，敢打必胜的信念，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近代以来最宝贵的一种思想资源。

　　再比如钱学森反映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准工业化国家里面，或者说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里面，如何独立自主实现对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赶超的正确道路。而且这种所谓赶超，不是今天所谓在国际上争一个排名大奖，而是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以这种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和一个焦点，来实现这样一个直接落实为工艺成果的赶超，然后将这种赶超的成果，迅速向整个科技体系和科研体系推广。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欧洲主要是德国在科技上的赶超，是源自于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积淀；美国和苏联的赶超，是在自己确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之后，对于欧洲既有成果的掠夺来实现的；只有中国，是在非常薄弱的条件和非常险恶的环境中，以这种巨大的压力，作为国家战略性工程的动力，同时以一种科学的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对自己有限资源进行最大效力的组合。然后，发挥包括工人、技术人员、科学家、党政干部在内，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向心力，最后完成这样的突破和赶超。

　　所以，这三个人体现了三个群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下，在毛泽东独有的战略敏感和历史自觉的指导下，各自发挥作用的主要的形态和方式，他们是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样一个环境和时代中，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6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种漠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敢试敢闯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终于导致了大跃进这样严重的挫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方法，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从它的价值取向来讲，是为了确立一个民族的独立，而且是通过确立劳动者的主体性的自觉，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持久发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失误，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能够及时修正错误，而且能够增强而不是减弱我们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第二，某些错误的发生，是和当时的人的认识水平有着决定性联系的。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认知水平，包括决策者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的能力，又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的落后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只有迅速改变这种全面落后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那种简单的就事论事的总结出几条经验，简单的归结为体制和主义的所谓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都是一种没有经过现实检验的，或者漠视实际过程和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结果。这种总结和认识，可能在主观上也是善意的，但是在客观上无助于真正的深入全面的总结历史经验，只会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在这之后，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独立自主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之后，中国就如同当年的欧洲大陆一样，主要的矛盾可能不是在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而是在现实的资源上面。如果不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工艺和技术水平的发展，就失去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条件。没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条件，关起门来想着自己发展自己，这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获得足够的外部资源的支持，就成为当时的中国的决策者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人民更多希望的是，回归正确的道路之后，能够迅速地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

　　怎么样把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领导人或者说，党内的哪一个集团能够正确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哪一个集团或者政治家就会确立起不可动摇的领导核心地位。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4 07:57
历史的因缘际会，首先给了华国锋这样的机会。他也提出了自己“抓纲治国”的战略规划。事实证明，华国锋的思路，还是对苏联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战争爆发，这个期间的基本的成功经验的照方抓药。但是他却从根本上，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第一，他对外的战略环境判断的前提就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强调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非理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是以一种所谓的备战，事实上是为自己的一个对苏联经验照方抓药的基本战略进行一种时代背景的论证。

　　第二，他忽视了中国现实的资源条件。当年苏联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向全世界大量抛售资源产品和农产品，换回硬通货之后，用这些硬通货聘用和收购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闲置下来的人力资源和机器设备，加上自身的资源条件相结合，最后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赶超。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是第二大工业国。但是中国却不具备苏联那样的资源条件。

　　因此，不论是对中国自身资源条件的分析，还是对于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分析，事实证明，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时的领导集团的一些认识，或者当时领导集团主流的一些认识，都是脱离实际的，他们所确定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实践证明，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像苏联那样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必须经过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必须是全面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利用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的分工定位，以这种分工定位参与这个体系，从外部获得足够的资源，来逐步推进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7 17:10
   在这之后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步的摸索和成熟的过程。但是有两点是它取得成就的前提。第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和基本的策略是正确的；第二，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它自身的独特的条件。认识这种自身独特的条件，就需要我们回到刚才对于美国体制的分析。

   美国在所谓的产业转移的第二波和制度接轨的第三波之后，需要找到一个新的产业转移和制度接轨的经济体或者经济区。当中国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的意愿之后，中国就成为这个新的经济体和经济区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当时的中国，是由有着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清晰的国家战略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经历了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磨砺和考验的，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所领导的，同时又是有着独立大一统传统的国家，而它的辩证思维极度发达，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周边地区有着明显发展水平的落差，使中国接受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变得非常的顺畅。同时，因为这些周边地区的投资者，并不具备美国那样坚强的实力和明确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所以无法在中国政府面前表现出足够的强势地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承接转移东南亚，所谓四小龙的一些产业，而不是美国的所擅长的，有着足够资源的，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这样就使得中国政府在自己改革开放初步阶段，也是对西方需求最强的阶段，避免了和最强大的西方体系核心国家进行直接的博弈和碰撞。反而在这样的阶段中，出于冷战的一些战略需要的考虑，美国对中国表现出了相当的善意，这就是所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的背景。但是在这样一个蜜月期中，邓小平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任何国家、任何集团，都不要指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吞下牺牲民族利益，放弃民族尊严的苦果。但是，当时这样的宣示，被很多人认为只是一句空话套话，并没有真正现实的实力资源作为支撑。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7 17:13
   事实也证明，苏联在它悲剧性的改革过程中，先是由一群精英群体，为了摆脱一种僵化而被另外一种僵化所迷惑，为了终结一种迷信而进入了另一种迷信，在这样一种僵化的思维和迷信的主导下，罔顾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以最迫切的态度，选择了一套最错误的改革方案。就是这样一套最错误的改革方案，彻底葬送了苏联，同时也真正警醒了中国。

   在这之后，曾经热切拥抱西方的，具有着坚定改革共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群体，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分化。这个分化的影响和意义，只有1919年的那一次分化可以相提并论。一部分人从苏联的解体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国只要再经历一个过程，再加一把劲，就会让“苏联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一种盲目幼稚的改革方案或者改革热情，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因此，对于任何以所谓“先进经验”的名义向中国灌输和推销的制度的方案，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充分的怀疑。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有了这样的警醒和怀疑，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种警醒和怀疑，它会很快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在这之后的所谓的左右之争的一个根本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

   思想观念的斗争，最后要由实践来检验个评判。对中国而言，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真正走出一条既有效融入世界，又保持独立自主，还可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而这就需要中国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有效的方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个比较优势，就是有着广袤的纵深依托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各种廉价的要素成本构成的国际资本运营的洼地。而这个比较优势在实践中的落实，也是在一个危机下倒逼的结果。这个危机，就是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

   由于人均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面临着事实上的人口过剩的问题。问题的根本，就是庞大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同样庞大的资源与之匹配，因此由失业而流动，由流动而成为乱源，就是中国治乱兴衰周期的一个根本的经济社会动因。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对饥荒和流民动乱有着深刻而惨痛的历史记忆的国家。把农民锁在土地，然后通过城市化的发展逐步改变城乡比例，是中国制定一切政策和计划的铁律。

   改革开放前，传统的农业技术水平，使得近八成的人口在土地上耕作，具有其必要性。尽管是低效率的，但可以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当年的全民修水库和造梯田，确实是得不偿失的瞎折腾，但却可以把精壮的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拴住，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可以在农忙时确保足够的劳动力。联产承包后，农民的集体积累都被分光了，根本没有资金引进先进的农资和农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激励下，只能加大自己在劳动力上的投入。所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当中国农民在自己祖祖辈辈摆弄千百年的土地上投入几乎全部精力之后，温饱问题的解决，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随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7 17:16
   1980年代初，对农村的所谓“两户”的放贷，几乎到了没有任何信贷约束的程度。以致1993年朱镕基铁腕整治信贷纪律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再也不敢向纯粹的农业项目放贷。这两家成了很多人诟病的城市对农村的“抽血机”。直到2008年6月，一些小国出现了食品恐慌之后，这个状况才有扭转。今天回想，那些能拿到贷款的，属于所谓“草根精英”。原来的体制，这些人可以成为社队干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不大可能政治进步了，只能用一些钱把这些人拴在农村。那些贷款能有回报更好，即便都糟改掉了，也算花钱买稳定的无奈之举。所以，把钱塞到那些草根精英手里，就是当时的金融系统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后来这个过程，又在城市折腾一遍。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成了塞钱的对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既发了点小财，又被磨平了戾气，现在已经是标准的守法公民。极少数人，则成为今日中国城乡社会中的黑恶势力的核心教父级人物。他们的第一桶金，可是拜改革所赐。被一些人认为是“体制外新生力量”的代表，全力维护，也是很正常的。

   这些“能人”数量有限，能用钱安抚，就用钱安抚；再怙恶不悛者，还可以用“严打”消灭。因为已经缩小了打击面，本着露头就打的原则，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多数因农业技术的改进而闲置下来的农村劳动力，又能用什么办法呢？坦率地讲，中央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应对问题的可行预案的时候，就敢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成熟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毛泽东为共产党确立的性格特质和思想方法，更来自于那一代政治家对于农民的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坚定信心和深刻理解。

   可见，中国的改革，其实一开始就面临着流民动乱，导致政权颠覆的风险。这才是中国真正要命的危险所在。直到2008年底的“民工慌”时，还有人做这样的推想。当时，为中国解套的，是两伙人。

   一伙，是禹作敏、吴仁宝、王宏斌、卢志民等农村的真正的能人。他们认准了一个死理，也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真理：中国归根结底，必须把农民拴在乡土社会，才有基本的稳定可言。因此，不论当时中国农村发展工商业的基础和起点怎样，只要抢先干起来，把规模做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支持，加上乡土企业独有的优势，就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了。此后，禹作敏因为和当道大唱对台被打掉，吴仁宝和王宏斌则是始终对共产党大唱赞歌，得到了体制给与的资源支持，干得很是热闹。如果用“公平竞争”的原则细究，一些支持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站上更高的视点，就必须承认，这种支持是绝对必要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被邓小平称为中央意料之外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

   但是，如果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第一会占用大量耕地，那可不是小事。二来，既然是企业，就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起点低，没有技术和资金积累，规模受到种种制约，这样的企业干起来一时很热闹，长期看就完全是胡闹了。国家在初期可以给与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毕竟不能解决根本困难。所以，乡镇企业的骤起骤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从长期看，如果只有乡镇企业一条路，实在是靠不住的。此时，不分管农业的另一伙人意外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7 17:19
      当时，为了统筹对外经济交流合作，成立了一个办事机构：进口领导小组。成员由各部门抽调，组长是副总理谷牧。我们还应该记住两个名字：副组长马宾，机电口负责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国专家局局长江泽民。当时谷牧考察西欧几个国家后，感觉到技术和装备水平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意识到必须尽快展开和西方的交流合作，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只能越拉越远。考察东南亚后，看到东南亚招商引资的情况，记起在意大利也见到过保税区。于是，便提出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

   这个设想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有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有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依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急于完成产业转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现成的港澳台侨投资者。地处偏远的“海防前哨”，不需要国家在设备上的投入，又有现成的销售渠道，完全可以大胆地试一下。于是，迅速拍板推开。当然，国家还是要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江泽民当时就是被派到广东考察基础设施状况的带队领导。

   开始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为加快进度，管委会主任袁庚决定，工人在定额之外多铲运一车土石，奖励四分钱。这个倒不是惊人之举，而是他结合自己在香港的见闻，公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有人议论，又要钱又要命，哪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袁庚不为所动。后来，有人把这句口号的发明权归在袁庚名下。袁庚回答：乱讲！这哪是什么发明，香港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最初，来到深圳特区的都是国家干部和国营职工。最初的玩具厂女工，就有200名来自长春的国营玩具厂。但是，当时特区的前景不明朗，大多数工人不愿迁转户籍，这就出现了两地分居和借调的问题。后来，特区的户籍含金量上升，又有成本问题。所以，必须寻找新的劳动力。香港的老板的精明被传给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盯上了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先是广东本省，然后是临近的湖南、江西，随后是湖北、四川、安徽，最后是全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把特区看做是希望的热土。他们背上简陋的行囊，怀揣朴实的和不那么朴实的梦想，成群结队，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片土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随后，这种用工制度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的企业意识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梯次配置，基本吸纳了农村闲置的青壮年劳动力。此时，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才基本解决。

   但是，事情很快暴露出了另一面。这一面就是，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特区直接面对的“四小龙”的直观的巨大差距，也由于缺乏改革开放中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更由于整个国家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承受力的脆弱，使得特区的发展引发的争论，迅速被激化。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7 17:22
      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是与特区发展的势头基本成正比的。基本模式就是，特区大发展一下，就暴露出一些问题，最集中的两点，一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走私的暴发，在经济上危及全国的稳定；二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一些因为暂时的落后导致的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动摇，在特区确实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这在政治上也危及了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使改革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就会遭到反弹。反弹中一股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指特区为“和平演变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的言论。于是，特区就会随之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连生存都要发生危机。用特区干部的话总结，就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特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和原则，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和基本原则的斗争的集中体现。

      应该承认，当时参与争论的各方，本质上都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争论和分歧。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即在各种意见激烈争论，难以得出统一认识，又必须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下最后的政治决心，也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的领导人，邓小平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决断。这既是对关于特区的争议的回答，也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原则进行确立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小平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历史使命。其间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把握大局的清醒坚定，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个决断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小平对于深圳特区的两次发生在春天的考察。

      1983年底，深圳特区被批复成立三周年之后，面临着第一次的夭折的危机。一些言论认为，深圳已经是“经济犯罪的渊薮”、“和平演变的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一时间，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心中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当时的特区建设者，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情况，调派到深圳的党员干部。很多还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这些人而言，被组织派到这里建设特区，结果却成了“搞资本主义”、“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和利益”。这些党员干部，一下子面临着人生价值的焦虑。这些人的焦虑在于：“我们这一辈子，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啊？”

      第二部分，就是更多的因为在内地已有的体制下，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在特区看到了希望，才下决心来这里希望拼搏出一个个人的光明前景的。现在，这一线光明，随时有被关闭的可能。这些人的疑虑在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8 12:13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夕，小平来到了广东。他先是到了深圳。下车伊始，就明确宣布：只看只听不说话。他先后考察了深圳市区和蛇口工业区，并且为一艘邮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题写了“海上世界”。深圳市的领导很忐忑。因为小平本来宣布的是“不谈话不题词”，却在蛇口工业区开始发声，又动了笔，但对深圳市却是“不置一词，不着一字”。1月26日，小平离开深圳，到珠海考察。在离开珠海的时候，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市的领导坐不住了。市委接待处长张荣，领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利用在接待工作中建立的关系，争取到小平身边的人员的支持，说服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张荣一路跟着小平的行程，在除夕，即1984年1月29日赶到了广州。小平告诉身边的人员，通知深圳的同志，春节后回到北京，会给深圳题词的。现在先不要等了，回深圳过年去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得不到小平的题词，所有的深圳特区的建设者，都不可能有一个过年的好心情。而且，如果小平回到北京后，也没有为深圳题词，深圳方面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张荣决心，一定要在除夕夜之前，讨到小平的题词，才能回深圳过年。他的坚持，终于打动了小平身边的人员，包括保卫局负责人和小平的女儿，都答应帮他争取。

      当天傍晚，小平在宾馆散步后回到房间，见到了等候在房间里的张荣。小平的女儿帮助说明了张荣的使命。小平说：不是让你先回去过年么？不要在这里等了。小平的女儿说：人家深圳的同志这样回去，不好交差嚒。小平笑了，说了一句：有没有那样严重啊？然后就坐在了沙发上。沉吟片刻，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了写字台前。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8 12:18
      深圳市委的领导，准备了两套“题词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希望小平比照对珠海经济特区的题词，写一句“深圳经济特区好”之类的直接肯定深圳经济特区的话；第二套“方案”，就是退而求其次，请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报题写一个报头，也算间接得到一个“保胎定心丸”。张荣本来是准备小平垂询题词内容时，按照两个“方案”再争取一下的。不想小平却不假思索，提起笔直接题写了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张荣带着狂喜，立即打通了深圳市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深圳市委全体常委，都自发地聚集在书记的办公室，守望着广州方面的消息。张荣的第一句话，就是“题了！题了！”。在市委书记催问了几次之后，他才一字一字地把题词的内容读了一遍。登时，所有市委常委都欢呼了起来。第二天，新年的第一天，深圳的市民，见面拜年的第一句话，多数都是“题了！他题了！”深圳特区建设者的心头的巨石，被小平举重若轻地掀开了。深圳特区的发展，以及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都被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春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小平把握历史的智慧和胆魄。面对经济犯罪和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小平还是坚持，即使放进来一些苍蝇蚊子，也要把门窗打开。只有在和国际最先进的经济政治体制学习、交流、引进之后，才能真正地发展自己；只有真正地发展了自己，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坚定大多数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信念。一时地容忍一些动摇甚至丧失信念的情况，才能真正在全体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巩固和丰富理想信念。这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不竭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小平才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即使牺牲掉一批经受不住考验的干部，也要在引进外资这个方向上杀开一条血路。

      但是同时，小平又在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心中的疑虑最大的时候，在年关前来到深圳，又以“渗着”的方式，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心中的疑虑。待到真正的年关——除夕的傍晚，小平终于举重若轻地掀掉了压在特区建设者心头的巨石。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需要注意：小平是1月26日离开深圳的。他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是在1月29日的傍晚。但是，在题词落款时，小平却把时间写成了“一月廿六日”。小平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特区建设者，这句话是他在离开深圳前，就想告诉特区建设者们的。至于为什么要在三天后的年关，才写下这句话，就需要特区建设者们自己领会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8 12:29
深圳市的领导，从此脑子里就有了一根弦：小平是在年关将至的时候，才以自己的权威，为深圳背书，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圳特区绝不是“经济犯罪的渊薮”、“和平演变的基地”、“新时期的租界”。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践行者。此后，每到深圳市的领导在党代会和两会期间被安排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都要强调一句话：深圳特区只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深圳特区应该格外坚决，格外旗帜鲜明。

　　这就是小平当年举重若轻之间的良苦用心的意义所在。他为特区建设者，乃至全国所有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党员干部，掀去了心头的巨石，却在脑子里竖起了一根弦：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是要有所侧重的。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后来总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是基本路线的完整理解。两个基本点不可偏废，共同作用，才能确保中心任务的完成。在西强我弱的格局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在广泛的经贸文化思想学术交流中，在繁重而又内涵丰富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确实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实际上在思想上经常会放松甚至“忘掉”这根弦。实践证明，当这根弦出现问题时，实践中就会发生偏差，甚至会引来局部的政治动乱。至于“苏东波”的思想根源，更是在于没有竖起这根弦。

　　因势利导，举重若轻，在看似平淡却充满张力的言行中，就加深、夯实了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前沿地区的党员干部，对基本路线的理解。这就是小平在1984年年初对深圳和珠海考察的意义所在，也是他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作为历史巨人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9 13:23
      1992年，又是新春将至的时候，又是特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的关头，小平再次来到了深圳。和八年前的那次“只听只看不说”不同，小平一路向南，一路发表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讲话。这是一个以“隔空喊话”的方式说服其他同志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最后锤炼的过程。到了深圳，终于提出了自己结论性的论述。

   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生产力，不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动摇不得。

      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说：我最担心的，是不去抓历史机遇，一转眼就过去了。

      小平说：深圳的经验是干出来的，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

      对于这些论述，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个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系统、整体地，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一些论述的精神实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论述的具体问题，以及前后语境，揪住只言片语，是无法领会精神实质的，而只能变成语录战、口水战。那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就回到开头提到的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9 13:26
      在当时，苏东波的冲击，使得国际上和国内对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判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预期。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将步苏联东欧的后尘，很快使改革开放转入和平演变的轨道，实现“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预言；第二种意见是，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会使中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抬头，绷紧“反和平演变”这根弦之后，中国的改革将发生停滞甚至逆转。

      如前所述，就国内的官方喉舌的主流言论看，似乎后一种可能占了明显的上风。但是，在国际舆论和相当一些掌握现实政治经济资源的党员干部的意识而论，其实前一种意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现实论，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意味着“拖死”，盲目地改革“接轨”，就是“作死”了。两种意见从直观看，又有各自的充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思想的混乱甚至分裂，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了。作为领导核心，即党内两种甚至多种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进行“正确的集中”，下最后的决心，因而也承担主要历史责任的领导人，小平的意见，就要对历史进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承担起主要的个人的历史风险了。

      作为一个历史巨人，小平没有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他却准确地认识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论，由于苏联的崩解，中国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斗争的最后的主要目标。只要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分裂肢解，西方就可以宣布冷战的最后的胜利了。因此，加大对中国的全方位的渗透，尽快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西方一些冷战战略家和政治家的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但是，另一方面，这对中国却未必不是一个机遇。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和西方都因此得到了一笔最丰厚的和平红利。一些原来被迫投入应对军事威胁的军事对峙的资源，可以转向民生领域了；其次，西方社会确实因冷战的“完胜”出现了一个消费前景的景气预期的暴发性的增长，即所谓的“井喷周期”。很多人相信，从此西方将带动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新境界，以往的经济周期，很有可能因技术革命和社会和谐的作用，而不再适用于以后的经济生活。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的消费，将出现一个透支性的暴发，即一个特殊的“井喷周期”；再次，就中国内部而言，苏联的结局，既提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更提示了及时进行改革开放，避免体制彻底僵化的决定性的意义。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9 13:29
      就是考虑到严峻的两难困境的另一面，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小平才做出了自己的决断。小平的思想，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首先，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绝对是正确的、必要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两种制度、两种思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中。但是，怎么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呢？关起门来，讲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的就能说服人民群众，包括大多数党员干部么？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在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才能坚定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信心。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坚定了信心，才有了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甚至外来干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甚至社会政治风波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其次，当时的中国，就政治经济各方面实力论，与西方之间，呈现明显的“西强我弱”的态势。但是，毕竟有“老本”可以“至少吃三十年”，虽然在斗争中会比较被动，但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只要共产党，主要是核心领导层不出大的问题，则进取固然很难，但自保应该无虞。因此，要避免应激式的反应，即面对和平演变的潮流，在苏联之后，主动扛起新的“反帝阵营”的大旗；但同时，也不必惊慌失措，甚至想着“倒计时”之后，自己能捞到一些什么“沉船后的保命老本”。而是应该韬光养晦，沉着应对，在不利的局面下，看到有利因素，争取新的转机。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再次，要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其实是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框架内，中国无疑处于比较低端的地位。但是，如果能及时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挣辛苦钱甚至“卖血钱”的方式，吸引到一些资源的支持，完成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完成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打造成世界制造业环节，也是实体经济核心环节的巨无霸，确立起中国新的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使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低端升级到中高端。

      复次，还要看到，这个历史机遇期，也是稍纵即逝的。向哪个地区进行围绕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坦白地讲，主动权不在中国手中，而在那些掌握着资本的跨国集团的手中。有意争取这些投资的经济体，不是只有中国一家。而就资源禀赋论，中国处于劣势；就工业基础论，中国也没有明显的优势，比之独联体和东欧地区，甚至还处于劣势。如果独联体和东欧地区，能够及时度过振荡期，整个社会环境稳定下来，西方很有可能因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为巩固和消化冷战“完胜”的成果的考虑，选择大规模投资独联体和东欧地区，而非大规模投资中国。所以，事实上，中国的这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19 13:31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会理解当时小平何以会发出一些比较“严厉”甚至“严峻”的言论。如果当时中国再犹豫徘徊几年的时间，那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就极有可能失去。一旦失去那个机遇期，特别是，如果独联体和东欧地区承接西方的投资，成功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则不仅中国将彻底失去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高端的可能，还会因在独联体和东欧地区面前缺乏“政绩合法性”，面对这些地区“富裕繁荣”的“新生活图景”，会使中国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处于全面的被动地位。

      因此，暂时搁置甚至压制“姓资姓社”的争论，甚至让国内外的一些人看到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机遇，吸引来各种投资，全力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对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决断。至于和平演变的危险，其实只能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的“老本”来生抗了。据小平判断，那个“老本”，“至少可以吃三十年”。

      实践证明，小平的决断，超越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这个两难的瓶颈，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承受住了和平演变的风险，焕发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巨无霸地位，结合西方的盲目乐观的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在实体经济上彻底掏空了西方，使西方走上了金融危机，实际是全面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的不归路。这场危机从07年底开始，至今仍然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前景。这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权威的，进行“正确的集中”的意义所在。历史的发展，会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这个决断的意义。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0 15:18
      如前所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把握住了可贵的战略机遇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成就是必须首先肯定的。当然，这种“闷声发大财”的策略，因为中国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事实上很多问题，在当时的实践中不可能先认识清楚，自然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也要有客观的、历史的分析。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所谓的房地产问题。

      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某些人通过投资于房地产，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过高的利润和对于经济生活，经济政策博弈过程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个层面是，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住房，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稳定和发展活力都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就此否定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我们必须有一个历史性的眼光来认识这个问题。

      在中国承接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关键阶段，也就是在9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东南亚国家实体经济向中国转移，使得其经济泡沫化，同时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战略思维来应对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给本国带来的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这种危机背景下，东南亚可能停止向中国产业转移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确实认识到了，需要建立起一个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深远的战略纵深，然后以这样一个战略纵深，为本国产业的重新配置来准备一些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特别是在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是全面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之所以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甚至某种程度上具有“想拉哪个发达经济体上岸就能拉哪个上岸”的“决定性作用”，显然得益于自己的制造业巨无霸地位。而这种巨无霸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备和强劲的进一步推进和优化布局的势头。

      中国欲完成产业的内部梯次转移配置，覆盖全国的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决定性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已经有的订单随时可能转走，更不要说在中国梯次配置了；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可以建立一个有足够纵深的制造业体系，如同海绵一样，吸附住各个环节的制造业资本，完成梯次配置。道理很简单，一个浅碟形的结构，转移时成本较低；而一个有层次的配置，从资本的立场而言，付出成本进行转移，而放弃现成的可以纵深分层配置的产业框架，显然是和自己的利润过不去。因此，建立起覆盖广阔幅员的基础设施体系，就是中国确立自己制造业巨无霸地位的关键环节。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0 15:21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是刚刚开始进行这种产业转移和承接，而且金融市场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要素市场来兴风作浪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这样就使得成本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成本，同时也由于中国自身体制上特有的优势，使得这个成本在现实的落实过程中，又被人为的压低了一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完成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同时也是中国为未来的发展布局必须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

      但是，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很轻松地议论这一切。而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的背景下，中国更重要也更现实的考虑，还是找到一个现实的避免危机，巩固基础的杠杆。

      1998年的情形和2008年有着根本的不同。2008年的情况，是国家有过多的外汇储备难以消化；1998年的主要瓶颈还是资金的匮乏。结果，将汽车和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明确，等于为资本指明了一个投资方向，将大量国内国外各种来头的资金都注入到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加上GDP第一的考核标准，各地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除了西部一些地区，中国成了世界的大工地。中国政府也加了最后一把火。

      2000年，财政刚刚宽裕一点，马上推出“西部开发”战略，简言之，就是把资金硬塞给西部地区的政府，逼着他们搞起一些诸如一年跑两辆轿车的高速公路之类的工程。如此，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区域市场有中国这样优越的投资硬件，中国真正做到了“走自己的路，不给别人留活路”。2008年末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头还是在“铁公机”上面，就是要进一步细化基础设施的布局，彻底锁定巨无霸地位，确立与西方进行博弈的基础。

      这个战略，是真正把握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也真正参透了基本国情的一项决定性的筹划。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有力的杠杆就是房地产业，开发了一个楼盘，推向市场一个房地产商品，就意味着周边的配套设施必须完成。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论房地产本身，还是周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相对完善，产业纵深配置相对合理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程度地吸纳和调动各种资源的最有力的杠杆。比如中国年轻的低技术水平的，同时又是不可储存的男性劳动力，只有房地产这个产业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吸纳同时具备这三个特质的劳动力。而那种所谓两头在外的OEM，更多吸纳的是年轻的、低技术水平的女性的劳动力，这样就使得两个方向同时被推进，枢纽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以及以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党政干部政绩评价，正向激励的主要手段。

      各地都在竞相为投资者降低落户和经营的成本，就使得更多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的订单转移到了中国，这就最大程度的吸收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也最大程度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随着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和一体化的推进，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产业发展的纵深。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0 15:29
      当然，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负面效应就是，中国的城市不是在培养自己的个性，而是在迅速的抹煞自己的个性。但是正面效应是，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环节的巨无霸，就是所谓的“走自己的路，不给别人留活路”。中国只要进入到某一个环节，就意味着其他的经济体，除非承接中国有意识的转移，否则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立足。而这种扩张和占位的速度，是呈加速度状态。这样一种加速度状态，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一个有着广袤纵深的，几乎是无穷的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国家，同时又是有着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清晰的战略意志的国家，占据了这样一个环节。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他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要和这样一个对手进行平等的谈判，而这种谈判的前提是中国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坚强了，而跨国资本手里的筹码事实上越来越虚弱。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制造业这个领域里面迅速的扩张。

      当前，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就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的主题主线了。这个新的主题主线，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有其现实的优越条件。

      就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言，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需市场因前述的“和平红利”被耗尽，以及在过于乐观的预期下吹生出来的“景气泡沫”在进一步破裂，所以靠着廉价资源配置形成的“三来一补”的外需市场受到很大冲击。同时，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在上升，随着中西部的发展，使得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在迅速流失。这些，都构成了对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形成的利益格局的严峻挑战。直接面临这个挑战的，就是前面一个阶段的主要受益者群体。

      这种紧迫性的另一面，就是危机带来的调整转型的动力。按照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观念，困难和挑战，其实就是转型升级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所在。当然，完成转型升级，而不是被困难和挑战击垮，是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主观论，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准确的判断把握和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客观而言，就是现实的实力。目前看，转型升级的客观条件，是基本具备的。但是，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强劲和牢固，所以格外需要主观上的正确认识的指导。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0 15:35
      就转型升级的目标而言，应该分为对内的结构调整模式转变与对外开放战略调整这两个方面来认识。

   对内而言，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规划，有效地协调，就可以形成一个充满生机和蕴藏着无可估量的潜力的，改革发展的全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将一些产业转移向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也不是对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工业生产能力“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承接那些高质量的，又对本地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有可持续的拉动作用的，符合本地区自然禀赋和资源禀赋支持条件的，仅仅是因为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上升，而外溢出来的那些投资和产业。

   对外而言，就是争取首先团结新兴经济体，进而团结整个发展中世界，即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受到打压和剥削的经济体，共同改革并创造新的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相匹配的世界政治秩序。就中国而言，很现实的一个考虑，就是趁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外需萎缩，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需求上升的时机，完成对外开放战略的转移，从单一的倾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向对整个世界的真正的全方位的开放。要继续巩固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继续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手段，开展合作，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就是更多侧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的输出，以及市场的双向进一步开放。这两方面，要以后者为主，才能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战略的新的格局。

      这种对内的发展改革模式的转型，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就是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我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度过这次危机”的深意所在。而这种调整和转型，必然会触动一些群体的利益。就国内而言，这种调整和转型，意味着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利益的调整。所谓“步子太大”，就会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甚至一些人刚刚起步的事业，也会受到重大挫折。因此，这些人的抵制和疑虑，是最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逻辑的。

      今天的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为了使自己尽快摆脱危机，巩固世界经济体系最高端的地位，而不是眼看着中国的策略成功，颠覆其既得利益，就必须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在资源产业方面的布局，来控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端。另一方面，就是向中国灌输所谓的普世价值，通过展开网络战、信息战的方式，希望中国能够发生内乱和解体。只要中国发生事实上的内乱和解体，哪怕中央政权以一个联邦，邦联或者名义上的单一制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也是虚弱的，无力的。一个虚弱的、无力的，同时又集中了所有制造业环节的，有着广大劳动力的中国，对于西方资本的优越性，远远大于所谓的第三波的国家。

      同时，中国一旦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将永远被锁定在这个状态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中国积极宣传印度模式和印度经验的基本战略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人或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认识的局限，接受了某种思想的灌输，认为印度的状况是一种所谓的可持续的，低代价的增长，而这种所谓的可持续、低代价，在大多数印度人现实生活的表现是什么样子？他们有意的回避甚至是美化。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只要是自己的制度理想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得到永久的保障，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大多数人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这个并不重要。

      当然，印度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这样的逻辑是不符合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来都讲究“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裙带关系，也可以说是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正面的，也可以说是负面的。但是客观上，就是通过千丝万缕的血缘和裙带的关系，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皇家也有草鞋亲”，所谓的“民本”思想，是它的正面价值。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它的负面价值。但不论是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在中国，一个观察者，一个决策者，一个研究者，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这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表象的最深层的核心奥妙之所在，同时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希望与活力之所在。这种希望与活力，就在于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大多数人，而得到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向上提升。如果单纯的追求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向上提升，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向下沉沦，不管它的主管愿望怎么样。比如李远哲支持陈水扁，他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在台湾真正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政党轮替，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的机制。但是非常不幸，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无视台湾的基本战略环境，最后使他的支持和选择，成了至今一个不敢反思和执迷不悟的笑话。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回避自己的责任，在必要的时候逃避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他拒绝从根本上去反思当年的选择。今天所谓的死硬的台独分子，他们的根本的思想基础，就是在文化上摒弃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那样一种家国伦理，而以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等等，取代这样一种伦理。

      可见，这样一种期待，只能使一些人因绝望而走上仇视整个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但是，这些人自己却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认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8 06:12
      排除两种极端倾向的思想，在主流观念里，其实也一直是存在两种改革观的对立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的对立。持两种改革观的干部群众，可以大致分为社改派和资改派。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进行说明。

   如果我们把改革的起点看作北京，把西方的制度在中国的基本落实的方向看作香港，那么对两种改革观的分析就比较简明了。

   首先，资改派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就应该是从北京到香港。不同的改革方案，实际是不同的路径选择的问题。可以直接飞机到香港，也可以徒步或者骑自行车到香港，也可以自驾到香港，还可以沿着京九线坐火车过去，或者走京广线，先到广州，再到深圳，最后到香港。这中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积累一些本钱，继续观察一些情况和总结一些经验。这都是策略性的问题。但是，最后的目标，必须定在香港。对这个有动摇和怀疑，就是“停滞”和“倒退”。现在，尤其应该横下一条心，直接冲向香港。

   与资改派的认识相对的，就是社改派。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改革，确实已经从北京走到了深圳。但是，现在的方向，不应该是一步跨到香港，而是走向别的方向：可以回到北京，可以转向中西部，也可以先停留在深圳，继续深化巩固一些经验性的成果，修正一些局部的失误，调整一些已经不适应新的现实需要的具体改革的体制成果。这些，就是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就对外开放论，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把“自由贸易”的旗帜举到最高，联合新兴经济体，改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单纯地依赖西方的资本和技术的“血汗工厂”模式，转向全面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还有待开发的地区的，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新的开放结构和模式。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8 06:17
      再进一步分析，资改派认为：中国改革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完了六成到七成的里程，也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因此，就应该走完后边的里程，最起码，要走到八成、九成。这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激活作用，可以至少再翻一番；社改派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实际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包容、扶植、鼓励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这些资本主义的成分，一方面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因此，在这条路上走到五、六成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些深化和调整，同时，要选择新的方向。这样，才是真正符合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所展望的“共同的富，共同的强”，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江泽民总结的“三个代表”的方向，就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改革方向，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正确方向。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阶级的分化。因此，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上述两种改革观的现实经济政治基础。必须肯定，这两种改革观，都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但却基于各自阶级立场，逐步形成，且日益对立的。这就具备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阶级基础的对立，使得两种改革观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因为阶段性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事实上存在着统一在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旗帜下，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可能。这两方面的可能同时存在，既是风险所在，也是动力和机遇所在。

      作为领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但是，这种坚持，不应该是生硬甚至粗暴的强制，而应该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也就是党的阶段性纲领的旗帜下，真正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认识，激发和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因此，在社改派的立场看，下一步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地以权力压制住资改派，而是应该由中央正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提出一个更清晰更完备的理论论述。同时，也要逐步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对资本的引导。也就是说，要同时给官僚群体和资本套上“紧箍咒”。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深化。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2012年的基本期待。

      而另一方面，资本的力量，则希望推出实质性的基本制度的“重大改革措施”，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对资本的控制，进而将执政权也放弃，实现“苏式改革”的目标，让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取代已经“僵化老朽”的现实体制，承担起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这样，就出现了事实上的两种期待的“猴吃麻花——满拧”的状况。当前的一些问题的争论，之所以表现出似乎不可调和的状况，其实就是这种“满拧”的一个直观的表现。如前所述，这种“极端对立”的状况，靠着强行压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把这个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化发展，以及实现真正的大众化的动力，才能转化为真正沿着正确方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想基础。

      当前，就是要集中说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即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新阶级”的基本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本人的一点认识。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9 09:34
      回顾这个“新阶级”的政治诉求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史，展望下一步的前景，我们其实可以以孔子的一段论述借用于此。

   孔子曰：吾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新阶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积极争取一个“准生证”。这个诉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宪法中明确规定了“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曲折和斗争的。

   这个“新阶级”，在二十年前，是随时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的。近二十年来，已经没有什么主流的声音主张在近期内，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消灭这个阶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开始近二十年的时候，这个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

   于是，在跨世纪的时期，即改革开放开始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个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即建立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框架之外的，“中国私营企业党”。按照相关规定，这个筹备中的“党”的筹备人员，曾经前往民政部申请注册，没有得到受理。提出这样的诉求，可以说，是“十五志于学”的集中体现了。对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接受了共产党的宗旨、原则的资本家入党的主张，并在党章中加以确认。

   现在，刚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加之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自然就发生了前面说的两种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预期的“满拧”的状况。究其根源，一方面，社改派认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成型，应该在理论上做出深入系统的论述，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开放，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纲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阶级”也自觉羽翼丰满，可以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加上部分白领甚至境外力量的支持，争取政治上的主导的权力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取代那个“僵化老朽”的体制，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最后的完成。当然，他们很清楚现实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因此绝不会直接向共产党夺权，而是以各种由头、各种方式，意图拆解共产党执政的现实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只要瓦解了这个基础，则共产党要么自己彻底边缘化，要么改旗易帜，成为被资本雇佣，凭着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行使部分职能，也享有部分权力和利益的执政集团。如此，则“新阶级”或者走到前台，或者居于幕后，成为新的主导者。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若干斗争和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社改派，与“新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包括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掌握相当实际政经资源和话语权的代言人，都认为自己到了“三十而立”的时候，都自信可以提出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改革路线的论述，完成自己期待的改革正确方向的最后的、彻底的奠基。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9 10:24
资改派或者说“新阶级”，显然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把中国的国情复杂和世情的险恶估计得过于简单。因此，没有在共产党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实际是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不适当的期待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新阶级”，其实还需要经历后边几个阶段。
　　
　　三十而立，即在政治上从初步成熟，提出不切实际但又雄心勃勃，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足够的事实和逻辑支持的远景目标。这是中国的“新阶级”现阶段的政治意识；
　　
　　四十不惑，即政治上进一步成熟，逐步认识到中国国情和政治的复杂，不会忘乎所以，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随便下注。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仍然自信比“老朽僵化”的共产党更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但会更清醒地判断形势，对鼓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言论和政治主张，会给予同情和有限的支持。但是，不会有投入自己的大宗政经资源来在政治上“搏一把”的强烈冲动了；
　　
　　五十知天命，就是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和政治的本质，对自己的能力，自己与“僵化老朽”的共产党的各自优长所在，自觉发挥自己“补台不抢台”、“拉偏套使正劲”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建设性作用，不再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颠覆性的思想和预期；
　　
　　六十耳顺，即能够从最微弱或者最荒诞不经的言论，特别是批判性的言论中，迅速把握住中间合理的成分，用来自警自励，使自己的思想意识能够迅速发展；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对外部原来需要“强加”给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在实践中的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自己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内在的理想信念。如此，任何行动，都是自觉地而非不得已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最后，和劳动群众，包括党政军警的系统内的党员干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的号召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这个境界中，作为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革命对象”，真正在实践中完成了思想的革命，成为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全新的群体。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9 10:26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比作“到西天取经”的理想；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和成熟，作为“取到真经”的理想前景。如此，整个党好比天庭，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党组织，好比一个个唐僧，而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干部和资本的力量，好比是有能力有闯劲但又不成熟不安分的孙行者。
　　
　　攻坚克难的任务，要靠孙悟空在作为庸人、好人、老实人的师弟们的协助下去完成。没有这些孙悟空的主导作用，没有那些“师弟”们的协助和支持，西天取经的大业就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唐僧所代表的理想的感召，则这个队伍根本不可能捏合在一起。
　　
　　不能指望唐僧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问题都明察秋毫，不能指望这些弟子们在一开始就纯而又纯，甚至在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后，不同的弟子，因为自己的悟性不同，思想改造的成果不同，最后的位份也是有差别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讲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中仍然会有各种矛盾的深意所在。毛泽东对此有直接的精辟的阐述：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那么，靠什么支持唐僧的捏合的作用呢？
　　
　　小平对此有简明的总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治国先治党，治党要从严。对党员干部，要套上一个紧箍咒，就是党的纪律，这是高于宪法法律的思想道德标准的；对“新阶级”，这个紧箍咒，就是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的硬要求。这个紧箍咒，是偏向于“纪律”的层面的；而在理想的层面，则要明确一个基本认识：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民群众，甚至不能要求所有的党员，都能自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因此，就要明确党的阶段性纲领的内涵。这个阶段性纲领的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而要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改革开放就是必由之路，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但这个改革，是有基本的基础和制度前景的规定的：就经济体制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和巩固；就政治体制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改善；就指导思想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就实践标准论，就是“三个有利于”。只有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是可持续的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实现阶段性的纲领，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期待。
　　
　　没有什么人生来愿意接受约束，没有什么真正有能力有力量的集团，会很痛快地被套上紧箍咒。但是，必须完成这个约束和规范，且不断强化，才能使各个方面的力量真正凝聚起来，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自行其是，最后葬送共同的事业。因此，制度性的紧箍咒，现在格外需要认真念一念。但更进一步，也要清楚，不能把理想信念层面的问题论述清楚，真正入心入脑，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生产力，逐步接近理想的前景，仅仅靠紧箍咒，也是无法实现对全民族的力量的凝聚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的严峻规定。比如那个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就是在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既发挥攻坚克难的主要作用，又被紧箍咒所束缚，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对自己思想的真正改造，从一个不安分的活跃分子，转化为真正大彻大悟的“斗战胜佛”。所以，纪律法律的约束，是最大的保护；理想信念的感召，是最好的引导。对今天的官产学媒的精英，需要不断强化这样的认识才可以。

作者: 听风看雨通三统 时间: 2012-4-29 10:51
回顾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回到本文的主题——春天的故事，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局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平的论述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路，都是死路一条。比照中国和苏联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历史性的认识：
　　
改革是必要的，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才能真正通过改革使国家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可行的方案的，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把改革变成“作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决不能在体制已经彻底僵化后，才进行改革，而是要在意识到体制出现僵化后，就立即开始改革。有局部的僵化，就进行局部的改革；发生了全面的僵化，就进行彻底的体制的改革。只有及时开始改革，才能使改革有一个真正从容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在今天，我们尤其应该缅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他们领导着中国，承受住了压力，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自主发展，才使中国避免了与苏联的体制一同僵化，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从容的改革空间；
　　
　　改革的着力点和改革实践的检验标准，不应该是任何理论和制度的教条，而是真正深刻领会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意愿和要求，顺应这种意愿和要求驱动下的实践中的尝试。适用于局部的经验，就要在局部坚持下去；适用于全国的经验，就要由中央总结和推广到全国。当然，这种实践中的包容的前提，是理想信念和党纪国法的约束；
　　
　　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内涵，不能有单向度的教条化甚至教义化理解。对一些改革开放方向的坚持和推进，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一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总结和修正，对一些曾经有效，但已经不适应新的实践要求，或者其负面效应已经高于建设性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也要及时进行调整。这本身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改革的对象，也应该有科学的界定。共产党有自己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这个基础，只能加强和改善，不能削弱甚至消灭。一些曾经因为实践中过头造成了负面影响的历史经验，不能简单归结为“僵化保守势力的主要表现”。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党曾经行之有效的政治优势、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相结合，既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能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事业，是一个必须直面进行积极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矛盾和问题，才能转化为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的动力和机遇。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正视，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多事之春”，回顾二十年前的春天的故事，就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了。面对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化甚至激化的现实，任何教条化的理解，都是对基本历史经验的漠视。只有深入分析这些矛盾的本质，才能真正深化认识，推进实践的发展。

作者: 李根 时间: 2012-4-30 13:02
在这个时刻看这系列文章，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义啊。楼主您不要跟裆中央过不去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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