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稀泥的问题
本帖最后由 晨枫 于 2026-8-25 22:39 编辑警察和稀泥又一次爆上舆论热点。湖南衡阳好心店家帮扶老人，反遭“抬尸堵店”勒索索赔10万元，被迫在街道答应补贴后以“人道主义理由”赔付19000元；青岛女子独自拍照时，拒绝搭讪被陌生男子，遭到6分钟责骂，女子被迫下跪道歉。
两起事件中，警察都到场调解，都因为和稀泥而遭到舆论的严厉批评。看似高效解决问题，“矛盾不上交”，实际上模糊是非界限，纵容无理取闹、敲诈勒索等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根源在于对基层警察定位的误解，也是“枫桥经验”的误用。
枫桥经验是指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干群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枫桥经验主要针对“四类分子”改造；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枫桥经验发展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核心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至今，这依然是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底层思维。
问题是无限扩大到“无原则和稀泥”后，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不扩大还不容易，因为“枫桥经验”在本质上就是模糊法治边界、规避法律程序，把诉诸法庭看做“矛盾上交”。
这是旧时代“县令判案”思维的延续，说到底是公检法不分，基层警察大量承担超出权限和能力的维稳兜底工作。
公检法权责分离，法院管判决，检察官管起诉，警察管执法，是现代法治的基础。说到底，派出所警察在出警中，公检法全包，才会出问题。
在事件中，衡阳警方正确判定店家与老人病故无关，但在家属闹事中，没有介入和制止“按闹索赔”，反而以调解为名，最终促使店家赔钱了事。虽然暂时平息了个别矛盾，却助长“不占理就闹事”的风气，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在青岛事件里，出警警察以男子“精神有问题”为由，不断劝说女游客不要计较追究，不为事件立案。事后经司法鉴定证明证挑事男子有“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具有限定受处罚能力，并刑拘10日，这算亡羊补牢。
有一种错误的概念：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公权力同情弱者”。
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是弱者本来就是主观的，弱者也不是法律定义。
一定会有人质问：法律总是保护好人吗？
呃，法律只保护守法的人和合法行为。
法律是用国家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权利的规则体系。用法律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力和利益，这正是主持正义。
在这个体系里，警察只是执行法律的。在出警的时候，有责任在法律范围内提醒争执双方是否愿意和解，愿意很好，到此为止，不愿意的话，只有明确告诉双方诉诸进一步法律过程的权力，没有借助公权力”威逼利诱“双方和解的权力。“矛盾化解率”和“不上交”等考核指标不是合理的考核指标。过度依赖行政调解和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容易以“息事宁人”代替依法办事，削弱法律的刚性与权威。模糊法治的边界。
希望警察真正把该管的事情管起来，避免息事宁人思维。不该警察管的事，别加在他们头上，成为不必要的负担。 很傻很天真
我觉得纯粹就是因为警察实在太忙了，加上当前所谓对基层的“追责”有时已经追到变态了。
举个例子，这个案例里警察在现场调解，如果家里死了人的那家人突然做出过激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场调解的民警很可能会被上峰抛出去顶缸。上头不由分说下个处分，落到具体的民警头上就是一辈子。
美帝警察杀人没事，这个有点过份。中国民警调解反而可能有事，这个也过份。
还是法制建设基础太薄弱了。
本质上还是基层警察承担了太多社会和行政责任。
在这么行政责任压力下，和稀泥，息事宁人才是最常见的操作。 料理鼠王 发表于 2026-8-25 22:14
本质上还是基层警察承担了太多社会和行政责任。
在这么行政责任压力下，和稀泥，息事宁人才是最常见的操作 ...
确实，应该限制一下真该他们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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